随着市场供求关系趋紧和要素成本水平提高，中国经济已进入重大转型期。受其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客观大势。面对这一深刻变化，化挑战为机遇，在更高水平上把握中国经济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就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根据社会生产力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已是大势所趋。
市场总体已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外贸出口市场扩张速率减慢，竞争越来越激烈。2001—2007年，世界货物贸易进口额年均增长14.1%，2008—2011年降低到
3.8%，这表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市场的扩张速率明显减慢了。另外，经过持续快速扩张，中国出口产业已经形成相当大的规模。2002—2011年，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由
19916亿元扩大到101946亿元。与此同时，新兴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规模持续较快扩大，美国近年开始启动再制造业化活动。针对国际市场的生产和供给规模持续扩大。中国产品出口市场供求关系已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竞争日益激烈。
国内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调整期。随着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发展空间的限制，城市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了调整期。2002—2010年，轿车产量年均增长31.2%，2011年仅增长5.8%，2012年1—11月份同比增长6.5%。尽管未来汽车市场将有温和恢复，但受城市交通状况、对汽车保有量承受能力的限制，预计轿车进入家庭步伐将阶段性放慢。2002—2009年，城镇商品房销售面积年均增长19.8%，2010年较上年增长
10.6%，2011年增长4.9%，2012年
1—11月份同比增长2.4%。尽管未来房地产销售水平将继续温和提高，但受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发展空间和土地供给潜力限制，实现稳定房价的目标，对买房需求的管理不容放松。预计房地产市场增长速率也将阶段性减慢。这些情况意味着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进入调整期，汽车和房地产市场需求增速降低，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减弱。
国内投资增长速度减慢。受城市发展空间、地下设施配套能力、地方政府资金能力的限制，预计以城镇建设为主的地方投资扩张能力将减弱；随着房地产、汽车产业发展减速，出口增长减速，企业和产业投资活动开始降温。这些都将导致投资增速阶段性下降。
综合以上情况，出口、消费、投资三大需求增速都出现了阶段性降低，国内外市场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支持企业低水平数量扩张和大量丰厚利润的市场条件不复存在。
要素成本水平明显提高。2002—2011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货币工资由12373元/年增加到41799元/年，增长了23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上涨了70%，建筑安装工程价格指数上涨了52%，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涨了35.8%。劳动力、土地、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企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支持企业低成本扩张的要素低价格条件也不复存在。
市场需求增速下降，必然使企业订单增速下降；供求关系改变和市场竞争加剧，必然迫使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这些必然会改变企业和整体经济低水平数量扩张的发展模式。要素成本的明显提高，必然使粗放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遇到成本方面日益加大的压力，必然迫使企业越来越注意节约人力和各类物质资源的投入。
应对市场条件、成本条件的深刻变化，必须更充分地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通过竞争实现企业和生产能力的优胜劣汰，在不断的新陈代谢之中，由市场选择企业，决定产能水平和结构，通过竞争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促进企业素质和竞争力提高。与供不应求的市场和低水平的快速规模扩张比较，当前要求体制机制要更富于竞争性，更强调做得好、
做得优秀。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促进企业为主体、利润为主导、产品和服务性价比为评价标准的市场竞争活动，扩大市场竞争范围。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推进各类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取消行政审批、特许经营等各类显性或者隐性的市场准入壁垒，打开长期存在的“玻璃门”“弹簧门”。进一步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进一步降低这些行业的准入门槛。要严格执行破产退出制度，对资不抵债的企业、无法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企业，要及早破产退出。切实改变以保破产企业的方式保产值规模、保就业、保稳定的思维定势。尽快转向保基本民生、保基本生活、保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保障房等方面上来。要着力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以建立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为主线，不断提高市场活动的透明度，提高信用记录的完整性、真实性，努力实现责任明确，竞争公平，行为有序。面对竞争的市场环境和不断提高的成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重点已从增强经济活力转向加强经济行为的责任约束，这是适应市场竞争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趋于成熟定型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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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必须加快建设高效、透明、服务型的政府 |
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看，市场作用发挥的程度，经济体制完善的程度，取决于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程度。应对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建设高效、透明、服务型政府的任务十分重大和紧迫。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从直接组织资源配置，抓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转向负责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为居民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线，为企业维护透明、公正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环境，高效的执法维权服务。应加快调整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将教育、医疗、保障房、基本社保等公共服务指标放到主要考核位置，通过民主监督测评对政府工作形成有效约束。要注意结合公共服务的提供，加强享受公共服务人员的各类信息登记、管理工作，为社会管理奠定基础。要围绕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职责，合理划分不同层级间政府的权责关系，推进政府间关系的合理化、制度化、规范化。基本公共服务应更多由中央政府承担。政府还应该在国土空间布局长远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好主导作用。着眼长远和整体，高质量地抓好城市产业布局和硬件设施打基础的工作。
城镇化相对滞后，已经制约了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制约了内需扩大的空间；也制约了人口和劳动力的转移，制约了工业化、信息化发展的步伐。在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条件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的同时，要加快启动高品质城镇化进程，解除城镇化瓶颈制约，释放内需和经济发展空间，为我国经济更高水平、更可持续、更小代价的发展创造必要条件。我国到目前为止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基本处于自发、粗放和低水平扩张状态。缺少系统性、科学性、长远性。这些方面问题的累积正在越来越严重地限制着城镇承载能力的提高，限制着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必须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高品质发展。国家要加快组织制定面向现代化远景目标的国土空间布局规划，打破行政区划限制，科学安排城市和产业发展远期布局方案。各级政府应严格按照规划要求，着眼长远、注重质量，“好”字当头，适度超前地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地下管廊、排水、地铁等地下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快提高城镇公共服务能力，扩大覆盖范围，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抓实抓好。在科学规划指导下，着力提高城市发展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加快提高城镇对人口和产业的承载能力，解除城镇化对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对工业化、信息化的瓶颈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