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财政部长楼继伟提出，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适当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保障市场更加统一、公平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全国均等化。
　　近年来，中央政府为很多民生方面的惠民政策定下基调，试图在医疗、教育以及住房等方面为民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这些政策的具体执行者是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首脑主要受GDP考核制度引导，地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承担者。地方的行为模式正是由此决定。
　　推动地方事权与财权的对等化，是近年来财税改革一直探讨的话题。这是因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得到了充实发展的机会，而随着人们对越来越多的公共品与公共服务的需求，地方政府的财力变得不足。这种地方的事权与财权不对等的格局，还助长了地方的“经营”城市与“重商主义”。 近年来，地方主要依靠土地财政。
　　如果能将一部分事权上收，那么地方的支出压力会相对减小。但是，除了合理上收部分事权，财税体制改革的步伐也应该不断发力。否则，尽管地方身上的事权压力没有以前那么大，但是如果没有合理的财税体制保证财权更好地“对接”剩下的事权，那么改革的效果也是事倍功半。
　　首先，中央财政对民生政策的各项投入，如何确定这部分资金能够真正被投入到民生领域？以往我们见过太多的“截留”。地方是各项民生政策的执行者，他们是具体使用资金的角色。第二，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加强地方预算执行管理激活财政存量资金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快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步伐，据悉，这可能会有千亿闲置资金可得到及时有效利用。财政部要求，及时调整一些支出项目；对经清理确认属于已无法支出或已不需要支出的，要将资金收回总预算统筹安排。这种清理是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避免备受诟病的年底突击花钱，但在没有“硬约束”的情况下，清理的力度与效果仍待观察。
　　最后，仍然需要努力完善转移支付体系。推动地方事权与财权对等化，除了将一部分事权上收的纵向关系以外，还应该同时推进横向关系的良性化。在学术界，一直就有观点认为中国仍需要努力实现一个更为高效的支付转移体系，这个体系并不一定都是由中央政府来负责支付转移，比如也可以建立与完善地方政府之间直接的转移支付制度，这样一来，穷地方需要的资金也可以避免因为经手过多被截留或是作其他用途。
　　正如楼继伟所说，需要增加预算的完整性、透明度，减少预算制度对经济波动的影响都是正在进行的改革。以上几个方面都适用于这个原则：都需要“硬约束”，即透明度，加大透明度是财税制度改革各方面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