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着重需要探讨的是我国高投资率背后的结构性矛盾，迫切需要尽快调整供给结构和要素结构，从外部需求推动转向内部供给推动，而不是内部消费推动。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生产率对提升总供给的根本作用，才能打破供给约束，真正释放生产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的失衡，这些年来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界讨论的大题目。近日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有关中国经济可能会因“刘易斯拐点”而“撞上长城”的观点，引发出激烈争论。而目前国内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应该由消费取代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
要争论这个问题，先要问消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到底是否可持续？对此，偏偏美国给出的答案也许是否定的。可以说，过度消费早已成了美国经济长期透支的基本特征，也是酿成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比较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可知，1990年以来过度消费是美国经济透支的主要形式。1929年至1969年，美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5.7%，20世纪70年代下降为62.4%，80年代恢复到64.3%，90年代上升到67%；2000年至2008年间这一比重接近70%，高于欧盟27国近12个百分点，高于日本13个百分点。美国透支率的大幅提高，主要是由于私人消费率的快速上升引起的，而金融信贷体系不断地给美国消费者创造持续透支的条件，直至引爆了次贷危机。
可见，依靠任何单一国家作为世界主要净需求方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再或是将来都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这势必增加全球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与脆弱性，致使全球经济需求结构、增长结构严重失衡。
从中国经济增长发展阶段看，不能不承认，投资仍将是中国经济的第一推动力。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年均9.8%的增长率，除了有2至4个百分点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外，其余6至8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几乎都是来自投资的贡献。1995年至2010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2%；同期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11.23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平均比重达到41.63%。特别是近两年以来，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投资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很清楚，我们现在需要探讨的是高投资率背后的结构性矛盾。而这个矛盾与我国长期资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的资本注入有很大关系。不妨考察一下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投资增加量／生产总值增加量之比）这一代表资本边际效率的指标。当ICOR提高时,增加单位总产出所需要资本增量增大,意味着投资的效率下降。笔者计算了中国1978年至2008年30年间的实际ICOR。结果显示，增量资本产出率在改革开放之后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均值为2.56，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达到高峰之后，在近5年又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表明资本利用率加大，而投资效率成下降态势。
由于投资的宏观收益下降，为实现高增长就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需要大量资本。因此，就目前来看，如果不能有效提高投资效率，投资规模可能也难以大幅下降。
那么，现阶段，消费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么？笔者的判断是，中国经济靠消费拉动恐怕也独木难支，甚至难以持续。尽管中国GDP规模全球第二，但人均GDP仍属于世界银行划定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行列，如果当前一味强调拉动消费，产业结构就会原地踏步，无法向更高价值链的产业升级；企业投入到研发的比重就不会增加，企业生产率也就无法提高。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降至7.5%左右，“增长下行，成本上行”趋势越来越突出：一方面，三大红利衰减，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正步入临界点，步入经济增长逐步减速的阶段；而另一方面，中国又正处于要素价格重新估值的时代，要素成本上涨压力较大，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减，工资的进一步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恐将消失殆尽，结果当然是整体经济踯躅不前。所以，当下中国迫切需要尽快调整供给结构和要素结构，需要从外部需求推动转向内部供给推动，而不是内部消费推动。
由此而论，我们应尽早跳出究竟是投资还是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藩篱。因为单纯的内需拉动增长，讨论的仍然是总需求的概念，而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角度看，核心问题是内部总需求从何处产生。长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心在于实行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政策。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再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期间虽然也考虑到启动消费需求和结构性调整等新手段，政府支出计划也有所调整，但总体上仍不脱需求管理的传统思路。
而如果改变供给，则可起到总需求拉动和促成经济结构良性变化的双重作用。毋庸置疑，我国是世界性工业生产大国，制造业产出规模已占世界制造业产出总量的6%左右，但制造业研发投入却仅占世界制造业研发投入的0.3%。整体上看，我国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较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还较弱，工业劳动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还较大，工业企业平均规模还较小，可持续发展能力还很薄弱，许多传统产业还存在着“贫困化”增长的现象。
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率较低，约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37%和德国的5.56%。我国制造业在质量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以中间投入贡献系数为例，发达国家一个单位价值的中间投入大致可以得到一个单位或更多的新创造价值，而我国眼下只能得到0.56个单位的新创造价值。增加值率是度量一个经济体投入产出效益的另一个综合指标。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增加值率仅为26.23%，与美国、日本及德国相比，分别低22.99、22.12及l1.69个百分点，这让我们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因此，我们理该从传统经济增长思维中走出来，着眼于供给，鼓励技术创新，重新审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挥生产率对提升总供给的根本作用，才能打破影响中国经济的供给约束，真正释放生产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