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既要保障大数据信息的合法开发利用，也要明确相关信息不得用于对个人和企业进行处罚，更不得对社会发布，要让相关违法人员承担付不起的代价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日前表示，作为大数据惠民的重要探索，北京市政府数据资源网将于年底前正式开通，为政府信息资源的社会化开发利用提供数据支撑。该网站去年底推出测试版，北京市已有29个部门公布了400余个数据包，涵盖旅游、教育、交通、医疗等各个门类。
　　现代社会，个人的行动日益融入浩瀚的大数据洪流，成为其中的一个细小浪花。生成、处理、分享和利用大数据，可以创造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服务于经济与社会发展，也便利于广大民众。但应该看到，每一部手机都可以是名副其实的跟踪器，每一台电脑都是难以隐蔽行踪的定位仪。如果调查者和运营商或数据掌握者联手，就可以既精准又即时地掌握所需要的信息。人们在通过微博、微信、飞信等表达喜怒哀乐或观点时，在享受便捷的网上服务时，不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也为后台的汇总与分析相关信息提供了最具基础性的依据……
　　尽管如此，人类社会毕竟还是要向前发展的。我们不可能再退回到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的年代。更何况即使倒退半个世纪，隐私安全问题也依然存在。因为我们毕竟要到银行存款，到医院看病，通过邮局寄信，通过单位电话或公用电话沟通，都有信息泄露被人利用的风险。只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突出罢了。
　　在大数据时代保护个人隐私，既要靠技术，更要靠法律。在技术层面，一是要防止不法分子侵入个人系统，盗取个人信息；二是要限制个人信息掌握者的权限，使每个层级的相关人员只能掌握相应的有限信息。而更重要的是法律层面，从法律着眼，既要为依法合理地搜集处理大数据信息提供保障，也要确保信息处理过程中个人隐私不被泄露，不被用于服务和统计以外的目的。
　　因此，法律需要针对两方面情况作出相应的规定。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对很多自动生成的大数据信息进行搜集处理，可以生成很多有价值的统计信息。如通过对网上交易情况的处理，可以得出很多价格和交易方面的信息；对大量临床电子病历的处理，可以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并进行医学研究；对工资收入信息的汇总分析，可以为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提供有价值的依据，等等。法律既要保障这些合法的开发利用，也要明确指出在此过程中，个人和企业信息既不得向统计等部门以外的第三方提供，也不得用来对个人和企业进行处罚，更不得对社会发布。法律要细化处罚条款。一旦发生上述情况，相关违法人员不仅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而且要付出一生也付不起的代价。另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则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或查处犯罪行为，需要采取一些特殊手段。但这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在证据和理由充分的情况下，仅针对特定的目标，并经过必要的法律程序。总之，需要尽快立法以适应大数据时代保护公民隐私的需要，因为这已不是未雨绸缪，而是迫在眉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