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35期日前召开。论坛特邀专家、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发表了题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的机遇和前景”的主题演讲。张燕生说，当前中国经济再次站到了十字路口，哪怕付出一定的代价，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来实施新一轮改革开放。目前来看，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开始，如果改革成功，未来30年中国将迎来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中国发展中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日益突出，很大程度跟过去30多年所采取的不平衡发展模式有直接的关系。
演讲一开始，张燕生就说：“对当前的改革开放，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中国经济再次站到一个十字路口上。我们再次站到1978年这个始点上，也就是需要进一步的解放思想，先行先试，去探索未来三十年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新的机制、新的战略和新的结构。”
他表示，过去的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业绩是非常显赫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中国现在发展中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要探索如何实现13亿人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历史性的跨越，这需要新的体制机制、新的战略、新的结构。
当前面临的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很大程度也跟过去30多年所采取的不平衡发展模式有直接的关系。
首先，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采取了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模式，主要依靠出口和招商引资的双轮驱动。1978年决定推进外向型经济，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第一个是要突破外汇短缺和资本短缺这两个缺口的约束，另一个是要通过外向型的模式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其次，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为了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为了实现经济的起飞，中国采取了不平衡的发展战略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生产力发展。这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先让少数人富起来，然后再实现共同富裕；先让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再顾及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然后再顾及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统筹协调。第三个方面，过去30多年，中国用经济特区的模式推进了摸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通过差异化的优惠政策，探索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新路径。第四个方面，过去30多年，政府在推进市场经济的发育、市场经济的成长和市场经济的壮大方面应当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过去30多年的这个模式到现在已经很难继续下去了。一方面，外向型模式是小经济体的模式，当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大国，如果再依靠外需的拉动，再依靠招商引资的拉动发展，中国和世界的冲突和矛盾就会进一步的尖锐。前30年中国非常重视外贸、外汇、外资，下一步可能要大力推动中国人才的国际化、产业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市场的国际化和城市的国际化。从这个角度来讲，需要从外向型的模式转向开放型经济的模式，这对中国来讲是开放经济的一个巨大转型。第二个方面，前30年的不平衡发展模式也难以为继，下一步应该更加强调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权利公平，更加强调城乡区域和居民公共服务的更加平衡的发展，转向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更加统筹协调的发展模式。第三个方向是，中国的改革策略、模式应该由转轨转向规范，也就是转向法治，转向公平透明，来建立起一个现代性的治理模式。
张燕生说，政府的职能重新回归到营造公平的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同时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要边干边学来探索如何与国际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规则对接，以及政府和市场关系。也就是怎么切割好市场经济的利益，分清楚市场和公权力之间的边界，让政府能够维护好经济的秩序、生态的秩序和社会的秩序，这些转变实际上也就是未来30年的体制机制，这需要当代人重新启航，开始新的探索。
如果在未来的5到8年的时间里不能够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有可能出现前30年没有遇到过的经济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动荡。
加快这种全面的转型和规范的改革，可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第一个方面，在全球减速、中国减速的情况下，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调整将进一步降低经济发展的速度，愿不愿意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过去十年全球非理性的繁荣，使每一个人都很着急，希望比较快地去致富，比较快地去发展，很难放慢脚步去追求一些长期的价值。
第二个方面，一些重大的改革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比如说金融和国际收支领域的改革。一方面，中国需要加快金融和资本项目的开放，促进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但是另外一个方面，金融和国际收支存在系统性的风险，一旦管理不慎，尤其是不能构造一个比较强大的防火墙，就有可能带来一场前30年没有遇到过的金融和国际收支的危机。
第三个有可能的风险，是政府的改革。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从直接干预市场和企业经营活动退出的同时，会不会削弱政府管理市场、管理生态、管理社会秩序的能力。
第四个方面也就是现在谈论最多的，下一步改革的顶层设计的问题。如何能够避免顶层设计脱离实际的情况，在改革中真正建立起法治、规范和现代性的责任，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在它的现代性进程中间所面临的新挑战。
不改革可能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呢？
张燕生介绍说，很多对中国经济有着重要影响的大省，现在仍然追求着旧模式的极限增长，靠要素投入来支撑高速的增长。由此产生了三个担心。一是，如果不改革中国是否会越来越像泡沫前的美国？第二个，当前中国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汇率增值的速度居高不下，资本走出去的速度居高不下，中国是否会越来越像1990年的日本？第三，中国是否会越来越像前苏东国家，改革在推进深化中越来越举步维艰，社会经济矛盾也是日益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未来的5到8年的时间里，不能够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有可能出现前30年没有遇到过的经济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动荡。
从改革的角度来讲，前三十年有三个模式。一个是1978年的模式，称之为改革推动的模式。因为1978年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旧的计划经济模式难以为继，要探索出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模式是1978年改革的一个重点。第二个改革模式是南巡，它有三个基本的特点。一个是它有邓小平这么一个改革的总设计师在全力推动，第二个是1992年南巡有明确的改革方向，第三个特点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推动了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财税、金融、外贸、外汇、计划管理、国有企业。第三个改革模式也就是WTO的模式，也叫外部压力倒逼的改革。
10多年过去了，现在发现，在外部压力驱动下，中国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进行了全面的长时期的调整、改革和开放，中国的银行业、农业、汽车制造业并没有被饿狼吃掉。过去10年它们没有被饿狼吃掉，并不意味着在未来10年，在新的国际和国内大势下就能够跑得更快。
去年GDP的增长速度由“十一五”的11.2下降到了7.8，但是内需对经济的贡献、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速、新增就业人数的指标却好于“十一五”了。
张燕生说，下一步从方向来讲，怎么能够建立起一个公平、法制、创新的市场经济环境，来解决长期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和矛盾，涉及到对改革前景的信心问题。第一，政府的改革要改自己，就涉及到理性人的假定，即政府在什么情况下能够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维护基本的产权制度，深化改革？第二，中国的改革方式叫渐进式的改革，它连续深化的动力究竟是什么？第三，摸石头过河，如何才能走向规范、公平、法治、透明？
十八大关于经济转型的一个基本方向，就是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向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来。过去中国比较多的是追求GDP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追求速度的观念实际上深植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去年就遇到了一个“破8”的悖论。
跟十一五比，去年GDP的增长速度由平均年均增长11.2下降到了7.8，下降了3.4个百分点。但是从结构来看，内需对经济的贡献是102.2%，消费的贡献是51.8%，高于投资。而且宏观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在去年经济大幅度减速的情况下提高到了1.97。理由很简单，当前企业更加重视新产品、新市场、新技术、新的管理和组织方式的开发。所以速度虽然降低了，但是转型压力加大了，企业的努力也明显提高了。
另一方面，过去十年GDP的年均增速是10.7%，人均GDP的年均增速是9.4%。去年GDP降到7.8%，但是城镇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速上升到9.6%，农村上升到10.7%，农民工上升到12.3%。也就是说GDP减速的同时民生得到了更好的改善和保障。服务业方面，去年GDP减速，但是服务业占GDP的实际比重显著上升。这说明，当企业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压力、转型压力的时候，企业就会按照微笑曲线向产品价值链的两端延伸扩展。
再一方面是就业。原来总是认为，GDP增长“破8”就会产生大规模的失业，从而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数据显示，十五时期中国每年城镇新增就业930万人，十一五时期GDP平均增速11.2%，每年新增就业1140万人，去年GDP下降到7.8%，城镇新增就业1266万人。对此的一个解释是，虽然制造业的就业在下降，但是服务业的就业在上升，中西部的就业在上升，新业态、新产业的就业也在上升。
张燕生说，这三方面的悖论说明，中国经济确实发生了变化。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速降到7.7%，有人觉得形势很差，其实国家的目标只是7.5%。如果达到8%、9%，但是牺牲长期增长潜力，这样的速度也很难走多远。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经济真正开始转型了。这种转型让实体经济面临着脱胎换骨的转型之痛。
前30年说的最多的是转轨，未来30年说的更多的将是规范。而且这个规范一定是一个法治、公平、透明的规范，这样才能支持未来30年的发展。
说到下一步中国的前景，张燕生认为：中国真正是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了，未来30年才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家才开始真正挣到有长期价值提升的财富。
他说，中国的城镇化有可能在未来的30年形成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城市群、以广深港为中心的城市群、以京津冀为中心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环渤海城市群，以武汉长沙合肥为中心的中部地区城市群，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成渝城市群这五大世界级的城市群，同时出现能够跟纽约、伦敦媲美的国际大都市。在这个情况下，这些城市就能够积聚全球最优秀的人才、最优秀企业、最优秀资源来共同发展。因为机会在中国，13亿人的国家要迈向高收入所产生的机会是不可抗拒的。中等收入人群将倍增，可能从2.3亿人增加到6.3亿人。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这么庞大的人群去追求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会造就什么样的企业。当消费者愿意为创新、创意、创造买单的时候，企业就舍得为此投资。
另外一个方面，当前全球的创新资源仍然集中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对中国来讲，要想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把自己比较劣势的领域转变成竞争优势，所以下一步中国一定会加快走出去，把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创意中心、信息中心、人才中心进一步投向美日欧，包括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购买欧美有着长期经验积累、专利积累的中小企业。
但是只靠购买的话，创新的资源是非常贵的。中国国内有巨大的需求，这个时候只要从国外引进新的技术、知识、人才，就可以在国内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下一步中国可能进入中高端的制造业代工阶段，也包括服务业的代工和研发创新的代工，为全球提供创新服务和高端制造。
中国还要大力发展知识型、高技术的现代服务业，这就会涉及到中国当前的转型问题。获得现代服务业技术的来源，前30年讲的比较多的是引资，后来讲引智，也就是引进人才，再往后又讲引技，引进技术。下一步中国应该转向引制，真正引进能够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制度环节。
张燕生介绍说，在很多地方调研发现，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现在很多地方已经在先行先试，也就是力图与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规则和环境对接。像全国第五大工业城市佛山，佛山不是特区，前30年没有太多的优惠政策，却发展出一批民营企业、本地企业。下一步这些企业该怎么转型，佛山提出来的下一步目标是要对标德国，也就是把为德国培养高品质制造业提供中间服务的工业服务业引入中国。像德国有个公益性的协会，实际上也是一个应用技术创新的科研机构，有1.8万个研发工程师，60家研究所，分别在七大领域内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的方案、资源和服务。德国中小企业的创新，这个组织功不可没。它的资金有三分之一来自财政拨款，三分之一来自公共经费，三分之一来自企业的有偿服务。佛山现在就下大气力和这家组织合作，希望能够引进和逐步探索建立为中国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方案、技术咨询服务的公益性机构。
其它很多地方现在也都根据本地发展的需要在进行对标。
未来30年和前30年将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前30年说的最多的是转轨，未来30年说的更多的将是规范。而且这个规范一定是一个法治、公平、透明的规范，这样才能支持很多地方未来30年的发展。
张燕生说，除了上述这些，中国下一步还要提升生产和贸易的供应链，履行社会责任，为世界发展做贡献。总之，当前中国经济确实到了一个坎，一个新30年的坎，未来30年中国会有很多成长的烦恼，中国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大的变化以适应未来。
问：在开篇讲到新一轮改革的时候，您说初期政府会逐渐放弃一些管理的功能，这会不会让人担忧中国政府失去宏观管理的能力？
张燕生：有一个同行的观点说，政府和市场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市场如果它们双方合力的话，对经济发展是好的。如果使的力错位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经济就不会发展好。如果政府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那就是错位。政府应该退出直接干预过程，更多承担的是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维护方面的责任，要保证水资源安全、空气的安全。
问：现在有一个现象，有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但是富人移民了，现在很多白领也移民了，怎么看？
张燕生：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首先来讲，每一个人有自由选择权利。在过去10年，在很多领域能够看到，由于很多项改革不到位，产生了非生产利益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企业家来讲就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下一步的改革会让市场秩序更加规范，规范过程中很多企业家对未来自由选择的结果我觉得应该改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做好自己事，创造一个更加规范的好的环境，这需要我们能够在未来30年持续努力。
问：现在好多民营企业生存环境不是那么的好，您认为解决这个坎的方法在什么地方？
张燕生：这个问题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说上个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定位和战略性调整方向是什么样，基本的思路是不与民争利。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发现国有经济的力量壮大了呢，我自己的看法是两次危机，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危机管理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相应的法律和政策。在国际上，现在讨论的一个概念叫竞争中性，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间不应当凭借和依靠政府的支持取得优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毫无疑问你提的问题是下一轮的改革的重点。我个人觉得下一步的改革和调整还是会延着上个世纪90年代的思路往下走，让民营企业和市场经济各个主体能够非歧视性地进行市场经营活动。
问：我国近年来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拉美国家在0.5以上经济就处在了动荡状态，我们国家会不会出现动荡，未来2.3亿的中等收入阶层扩大到6.3亿，它的路径何在？
张燕生：1978年邓小平遇到的难题是，怎么才能使中国有效率？先把经济建设搞起来，解决温饱问题，解决当时最迫切的创汇问题。如果邓小平还活着，他会不会讲共同富裕？什么叫共同富裕，我们可不可以把共同富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共同富裕应该是机会公平，也就是让市场竞争最大限度减少扭曲，也叫让市场经济更好发挥作用。然后才是规则公平以及权利公平。如果邓小平还活着，会不会讲法治、公平、透明，走向一个现代性的大国？中国需要法治，需要规范，需要责任。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要从制度上解决分配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一些办法。有同志讲规范，要建立法治必须建立规范。我们应该尽快建立起市场经济的规范，法治的规范，透明的规范。我们用什么方式做，一种方式是摸石头过河，要付很高的学费。另一种方式是用WTO的模式，引进最高标准的规范。金融的管理、生态的管理，这些都有非常成熟的规范作法。所以未来30年和前30年不同的地方之一，就是未来30年应当走向法治。在这种情况下基尼系数会调头收敛，这种趋势在2012年已经出现了。
张燕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4-1996年在中央财经大学任国际金融专业硕士指导教授；1996年至今，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工作。专业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曾先后主持或参与国家有关部门重点课题，国家社会科学“七五”、“八五”规划重点课题，国家“十五”至“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点研究课题等。曾出版中、英文专著(包括合著)二十多部，发表学术论文三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