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会议，研究拉丁美洲国家经济改革的问题。出席会议的各国政要和经济学家全面总结了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就。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所长将各位专家的发言稿结集出版，将拉丁美洲国家改革的成果总结为“华盛顿共识”。这次会议结束之后，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奔赴世界各地，推销拉丁美洲国家改革的经验。转型中的东欧国家采纳了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主张，这些国家经过短期阵痛之后，很快走上了自由主义的发展道路，整个国家的经济完全市场化，政治完全民主化。
　　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不断造访中国，向中国的决策者推销西方国家的改革经验，“华盛顿共识”虽然没有在中国张贴自己的宣传画，但事实上对中国的改革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部分决策者推行的股份制改革，实际上就是采纳了华盛顿经济学家的意见。
　　但很遗憾的是，中国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很快面临一系列问题。首先，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面临产权交易不足的问题。由于中国的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必然导致中国的国有企业根本卖不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转而实施“抓大放小”的政策，并且对国有大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以“管理层收购”的方式，将中国国有企业的部分股权出让给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为了低价收购国有企业的股份，不是千方百计地扩大国有企业的盈利，而是千方百计地增加国有企业的亏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购买国有企业产权或者股权的成本。
　　其次，“华盛顿共识”强调经济的自由化，政府应当尽量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国家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律，彻底实行汇率和利率的市场化，可是，在我国由于绝大多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不可能完全放开市场，相反的，为了保证经济发展速度，政府必须加大投资，刺激经济的增长。中央政府为了强化宏观调控能力，实行了分税制改革，改革的结果是中央政府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迅速增强，而地方政府汲取财政收入的能力进一步萎缩。在财权和事权极不平衡的状态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公共财政开支问题，不得不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出让土地，结果导致房地产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土地成为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事实证明，公有制国家实行市场化改革，必须先解决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权力分配问题。如果过分强调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国经济必然失衡。
　　第三，“华盛顿共识”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小政府、大社会”，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很遗憾的是，中央政府为了强化对市场的管制能力，非但没有减少政府的权力，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政府的权力，“垂直管理”等一系列的举措，使得地方政府几乎变成了“空壳衙门”。这种特殊的行政决策体制与当年西方经济学家所营造的政治经济模式格格不入。正因为如此，继任者小心翼翼地寻求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方式和途径，不仅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而且试图重新分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使中国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不过，这项改革并没有实现其预期的理想目标。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之后，推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部分海外学者将李克强总理的改革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认为这是“华盛顿共识”在中国经济政策中的延续。
　　中国当前的经济改革不同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导下的改革。中国当前的经济改革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改革，这场改革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尤其是政府宏观调控的行政权力，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政府将会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解决公共资源配置的问题，通过加快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为中国居民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服务。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当前的改革是真正改善民生意义上的改革，而不是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的改革。这场改革将会使中国市场经济真正落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将会更加合理。我们不要急于将这场改革贴上“华盛顿共识”的标签，也不要急于将这场改革贴上自己的标签，这场改革将会使更多的人受益，但是，这场改革将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因此，这场改革的艰巨性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