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到2020年我们从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两方面均实现全面小康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即基本实现了我国经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因此，至2020年这一时期是我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
●2020年前后，不仅是我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同时也是我国建成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攻关时期。
●能否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这一目标，取决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经济增长的方式来说，重要的是能否实现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拉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及全要素效率提高拉动增长。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日前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渡阶段，经济面临成功跨越和陷入停滞两种可能。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总结世界各国或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及教训，能否实现跨越根本原因即在于能否实现发展方式的历史转变，而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在于依靠创新驱动。首先是技术创新，但是制度是其前提。在我国现阶段，制度创新的历史内涵即通过深化改革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则是实现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
刘伟说，经过新时期以来近34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8%左右的增长，按不变价计算，到2012年末GDP总量已经达到新时期初的24倍，按现行价计算达到51.93万亿元，按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8万亿美元以上，占全球GDP比重达10%以上。人均GDP实现了年均8.75%左右的增长，按不变价计算到2012年末将达到新时期初增长近17.35倍，按现行价计算超过3.8万元，按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到5800美元以上，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渡阶段。
这一阶段的经济面临两种可能，一是在不长的时期里实现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当代世界到2011年，按汇率法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2476美元以上高收入标准的国家或地区共有70个，其中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是在上世纪后半叶和本世纪前十年通过高速经济增长实现了由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
二是停滞在中等收入阶段，经济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即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诸如历史上的“拉美漩涡”、“东亚泡沫”以及目前的“中东北非危机”等。在2011年末，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036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但又低于12476美元的国家或地区，即所谓的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共有54个，包括我国在内，都面临这两种可能。
刘伟表示，尽管对于“中等收入”有不同认识，是以绝对水平还是以相对水平作为划分根据有不同看法，但是包括“中等收入”、“高收入”、“现代化”等都是历史的范畴，都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相互比较中所达到的水平，并不是孤立绝对的数字体现，划分发展阶段除考虑这种历史发展的相对性外，重要的还在于考虑GDP水平的同时，要考虑经济结构的演进高度。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根据刘伟分析，在经济规模上，实现GDP总量较2010年翻一番，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将突破80万亿，只要年均增长率达到7.2%左右即可实现；人均GDP同样翻一番，达到人均6万多元，按目前汇率计算达到近1万美元，只要总量倍增的同时，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前些年5‰以下的水平即可；城乡居民收入也翻一番，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万多元，按不变价计算翻一番即近4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近6000元，按不变价计算翻一番即为1.2万元，只要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同步，同时城乡差距至少不再扩大，就可以实现。
在经济结构上，实现四个方面的现代化，即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到2020年，按当代国际现代化标准，基本实现工业化目标，我国目前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加速发展阶段，到2020年实现工业化目标在发展速度上是可能的，关键在于提升水平，即推进新型工业化。在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上，以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不断下降作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标志。当代贫困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在72%以上，我国2011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已从新时期之初的70%以上降至36.7%，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依此速度到2020年降至20%以下的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平均水平是有可能的。
在城镇化的发展上，我国2011年城镇化率已从新时期之初的20%以下提高到51.3%，虽然远不及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已进入通常所说的城镇化加速期，在新型工业化基本完成，农业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的条件下，城镇化速度必然进一步加快，到2020年达到65%左右这一接近高收入阶段水平是可能的，关键在于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使之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的进程有机统一。
在信息化建设上，一方面在产业结构高度上提升以现代信息技术支持的现代服务业及整个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之与全面小康社会发展阶段要求相适应，至少应达到60%以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大幅提高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之间的融合与协调程度。如果到2020年我们从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两方面均实现全面小康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即基本实现了我国经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因此，至2020年这一时期是我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
刘伟认为，能否实现建成全面小康社会这一目标，取决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经济增长的方式来说，重要的是能否实现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拉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及全要素效率提高拉动增长，由主要依靠成本低作为竞争优势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及效率提升作为核心竞争力。从经济发展的状态来说，重要的在于经济结构的演进，即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包括，总需求方面的投资、消费、出口之间及各自内部的结构性调整，总供给方面的三大产业间及各产业内部结构的演变等。总结世界各国或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及教训，能否实现跨越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发展方式的历史转变。
他说，怎样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本动力在于依靠创新驱动。首先是技术创新，包括原始、集合、吸收、引进、借鉴等多种形式的创新，包括社会教育及卫生等人力资本的积累，企业研发的投入等，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结构转变的战略支撑。效率提高是创新的函数，结构演进则又是效率提高的函数。但是，制度重于技术，一切重大技术创新，或者说社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均是以制度创新为前提的，具有活力和竞争性，同时又具有秩序和公正性的社会制度安排，是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制度基础。在我国现阶段，制度创新的历史内涵即通过深化改革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改革则是实现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力。
经过34年的改革，我国目前已基本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已经确立，市场体系业已形成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仍亟待完善。刘伟说，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中曾预言，“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如果从1992年算起，再过30年就是2022年，恰恰正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前后，从历史进程的时间表来看，这种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将有可能基本形成。这是和邓小平的预言相吻合的。
在刘伟看来，2020年前后，不仅是我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同时也是我国建成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攻关时期，在这一时期，我国改革本身面临的任务和约束也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化。
首先，在改革的核心环节的选择上即政府与企业改革的相互关系上，从开始的以企业(国企)改革为核心，逐步转变为以政府职能转变和相应体制改革为关键；
其次，在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改革的方式和内容上，从开始的国有企业为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且以政府行政性推动为基本方式，逐步转变为多种经济混合所有制同时企业产权多元化状态中的企业改革为主要内容，且以企业市场性自主选择为基本方式；
其三，在作为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内容即市场体系的构建上，从前期的构建包括投资品和消费品在内的商品市场化为基本内容，逐步转变为包括土地、资本(货币)、劳动、专利、环境等要素市场化为基本内容；
其四，在处理市场化真正的难题上，从以往努力克服传统计划经济的阻力，拓展市场机制作用空间，使之替代传统计划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为主要困难，逐渐转变为以完善市场秩序，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企业产权)、交易秩序(价格制度)、法治秩序、道德秩序等在内的秩序完善，即从扩展市场作用规模向提升市场质量(公正有序)为真正困难的转变；
其五，在作为二元经济状态下改革重点领域的选择上，从前期的城乡分别展开全面改革，逐渐转变为城乡统筹，相互形成改革的统一整体，尤其是这种城乡协调统筹的改革进程，需要同要素市场化，特别是土地和资本及劳动等要素市场化的深入及完善相互协调；其六，在作为改革绩效检验的标准倾向上，从贫困时期的更强调提高生产领域中的效率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程度为首要目标，逐渐转变为在强调生产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分配领域中的公平，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更加注重人们更高层次、更丰富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要求等等。
刘伟表示，这些方面的改革的复杂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进行的各项改革，而且从阶段性上看，已经进入了改革的高级阶段。正因为如此，我国开始真正进入了改革的攻坚期。我们只有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要求，进一步明确改革的历史使命，通过深化改革推动制度创新，进而推动技术创新，在制度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推动经济结构的升级，实现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变，实现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