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我国经济下行风险与通胀潜在压力同时存在的失衡状况，考虑到国内经济失衡与国际经济衰退的复杂局面在短期内均难以根本克服，因此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反方面组合的格局在未来一段时期仍会保持。但根据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双重风险对国民经济威胁程度的变化，在宏观政策松紧搭配的格局下，宏观政策的具体内涵和作用程度必然会有相应的调整。
　　自2010年10月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择机退出”之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便又回到反危机之前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状态，即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状态。财政政策虽然扩张力度有所放缓，但扩张性的方向仍是明确的，不过是从“更加积极”回到“各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则相对比财政政策发生了方向性的逆转，从“适度宽松”逆转为“稳健(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宏观经济政策的松紧组合方式，在1998年下半年就提出，不过1998年下半年至2002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及国内出现的新一轮结构调整中的内需不足，形成较严重的需求疲软，增长乏力，产能相对过剩，此前所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度从紧的目标导向与经济出现的新失衡严重不符，1998年上半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失衡总体上是需求膨胀，因而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反通胀，宏观政策的基本方向是从紧(党的十五大决议中明确提出，在整个“九五”计划期间，宏观经济政策适度从紧)，为应对新的需求不足的失衡，宏观经济政策从全面紧缩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虽然是反方向的松紧搭配组合形式，但总体上相对于此前是扩张性的，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才有了经过几年的物价指数负增长后，到2002年克服了通缩现象，迎来了2003年-2007年的高速增长。在2003年至2007年经济高速增长中(市场增长率达到10.6%以上)财政与货币政策仍保持了松紧搭配的格局，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确采取了不同的方向，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时期高速增长中，国民经济不同领域出现了反方向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在投资领域需求膨胀，重要投资品价格居高不下，而在消费领域需求疲软，特别是工业消费品产能普遍过剩，这就使宏观调控既难以全面扩张，也难以全面紧缩，因而采取财政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是降低宏观决策风险，提升经济稳定性的需要。2008年下半年全面反危机之后，宏观政策进入全面扩张，2010年10月择机退出以来，重回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但其原因和内涵都与反危机之前的政策反方向组合不同。
　　从原因上看，是因为经济中既存在通胀压力，又存在下行风险(类似于所谓“滞胀”)，这种双重风险所要求的宏观政策在方向上是相反的，这就使得宏观政策既不能双松(全面扩张)，也不能双紧(全面紧缩)，采取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是风险较小且又能减轻经济波动程度的可行性选择，尽管在危机冲击过程中是主要运用财政扩张还是主要运用货币扩张或是双扩张来刺激经济？尽管在危机冲击后择机退出时期，是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组合还是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组合？等等，存有争论，但两大宏观政策工具采取反方向组合在存在双重风险下是可行的。
　　从内涵上看，在不同时期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容是不同的，其实，这种组合方式自1998年下半年提出直到2007年，在不同年份其实际内容就有所不同，不过2010年10月以来，这种同一政策组合方式表述下，具体内容变化的节奏更为加快。从财政政策看，虽然仍是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但财政支出政策的扩张力度有所减轻，财政赤字从2009年的9500亿(已接近2008年GDP的3%这一警戒水平<欧盟标准>)逐年减少(每年减500亿)，目的首先在于控制赤字带来的通胀风险，财政支出扩张方向未变，力度也只是有所放缓，但变化更大的是财政支出结构，有关民生的重点支出比重有所上升，与此同时，财政收入政策从此前的从紧开始有所放松，事实上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长期以来主要是指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财政收入政策总体上是从紧的，财政收入增速长期高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速，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保持持续上升的趋势，本身便是从紧的财政收入政策的印证，为缓解经济下行，在前些年制度、政策性减税的基础上，择机退出以来，增值税扩围从开始的上海扩大到12月份的10个省市(营改增)、中小微企业的税收扶持、个人所得税、资源税等方面的结构性减税，特别是2012年4月之后结构性减税的力度和节奏开始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中的税收引导，主体功能区建设中的税收结构调整，以及出口退税力度的加大，都相对于以往较为从紧的财政收入政策有所放松，目的主要在于缓解经济下行风险。从货币政策来看，在择机退出初期，首要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因此，连续上调法定准备金率，到2011年9月底，大型存款类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率上升到21.5%，中小存款类金融机构为19.5%，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同时，连续上调基准利率，到2011年9月底，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56%(存款息差为3.06个百分点)。虽然同时运用公开市场操作持续货币净投放，对金融机构资金紧张局面有所缓解，但总的来说，信贷增速放慢，M2供给增速2010年较2009年下降8个百分点，2011年又比上年下降6.1个百分点，降至13.6%。但自进入2012年以后，经济下行风险越来越突出，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降的势头难以遏制，货币政策虽然仍称之为稳健的货币政策，但事实上从紧的力度开始放松，通过运用货币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开始扩大货币供给，M2的增速较上年又有回升。虽然，这种变化是更多地考虑了刺激经济增长的目标要求。
　　考虑到我国经济下行风险与通胀潜在压力同时存在的失衡状况，考虑到国内经济失衡与国际经济衰退的复杂局面，在短期内均难以根本克服，因此，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反方面组合的格局在未来一段时期仍会保持，但根据双重风险对国民经济威胁程度的变化，在宏观政策松紧搭配的格局下，宏观政策的具体内涵和作用程度必然还会有相应的调整。如何提高宏观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促使我国经济增长保持健康可持续，是需要我们不断深入实践的命题，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