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中美对话是全球经济依然存在巨大不确定情势下，两大超级经济体就全球经济问题和各自关切的重大国家利益进行的一次重量级博弈。在中美战略层面的利益互动中，中国应抓住美国综合实力相对下降的难得时机，积极争取中美经济对话的主导权，切实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
从本轮中美经济对话的主题来看，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领衔的第五轮中美经济对话，将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过程中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
作为中美经济相互高度依赖的表征，贸易和投资合作无疑是极为关键的核心议题。去年将近5000亿美元的两国贸易背后折射出的是中美经济分工的不平等。表面看来，中国是最大获益方。去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2189.2亿美元，实际上中国却是不折不扣的打工者。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2%～3%。即便是大宗的机电产品出口也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而且多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所生产。明眼人都知道，波音、苹果、IBM、英特尔、宝洁、可口可乐、沃尔玛等跨国公司才是最大获利者。
因此，所谓的中美贸易失衡尽管可以简单地从数字上分析，但更应站在价值获益的角度来解剖。基于后者的分析，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由于主要集中在中低附加值产品领域，企业普遍缺少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创新，因而盈利水平受到严重限制和挤压；与此相反，在华美国跨国公司通过产品链条内的垂直分工，在中国投资生产低附加值零件和整机装配，同时进口凝聚技术精华的高附加值部件，并拿走了大部分利润。因此，中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WTO）后，尽管对美出口快速增长，实际分工地位却不升反降。在中美两国的双边贸易过程中，美国除了出口制成品之外，最具含金量的“商品”就是出口美元。美国保持这种贸易逆差表面看来是吃亏了，也失去了一部分就业机会，实际上是赚大了。还有什么比享用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同时又有人送美元上门的日子更爽呢？至于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金融监管与合作，在全球贸易版图面临重新切割以及一国经济政策溢出效应日渐明显的今天，越来越成为更具实质意义的经济议题，需要中美两国展现出高度的责任感与合作精神。
从两国经济对话的演进来看，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尽管对话被寄予很高的期望，但由于双方关注的问题并不匹配，彼此之间共同利益交集受到局限，所以各自表述的成分较多，或者说需要落实时明显执行不力。其实，连美国保守派都明白：在美中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面前，实力相对下降的美国，在美中经济利益的战略互动中，只能日益倚重其业已动摇的机制化霸权力压中国作出实质性让步，以继续掌控中美经济博弈的主导权；必要时还得由一向善于抛出新议题的学者们配合，通过描绘中美共治图景来“引诱”中国沉醉其中。而作为习近平主席的特别代表，在汪洋广受认可的协调能力背后，是有中国日益增强的国力为支撑的。30年前，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中国的12.57倍；去年，中国的GDP为8.25万亿美元，美国的GDP为15.67万亿美元，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升至美国的52.5%。如果说，在对话的初期，美国还能
“稳、准、狠”地抓住“人民币汇率机制问题”这根小辫子，逼中国跟着美国的脚步起舞。那么在人民币自汇率改革以来已经累计升值30%的今天，美国再拿这个问题说事已经掀不起什么波澜了。
不过，中国需要格外警惕的是：在金融领域里玩得过头的美国，如今力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一方面是要巩固以美欧范式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打压中国积极参与构建全球贸易体系的行为空间；另一方面，一旦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达成，则中国在亚太经济圈的经贸影响将受到严重削弱。美国则会借机强化美元在东亚贸易圈的主导地位，进而遏制人民币积极寻求扩大行为空间的努力。因此，从国家战略竞争的视角分析，美国的上述动作蕴含着试图切割中国在全球贸易价值链的核心利益，进而打压中国以贸易为纽带提升人民币行为空间的战略意图。
可以说，美国试图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过程中，以次要利益的让渡，借助中国之力恢复其昔日无可匹敌的金融竞争力。因为金融对美国实在太重要了。一旦美国彻底修复因受危机冲击而大大受损的金融竞争力，进而恢复人们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则美国就将再度巩固相对于主要竞争对手的金融优势。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中美战略层面的利益互动中，中国应抓住美国综合实力相对下降的难得时机，积极争取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的主导权，切实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当然，中国乐见双方在贸易、投资、金融市场稳定和能源等方面的合作，双方理应扩大共同利益的交集。但是中国已经拿出了大量真金白银来帮助稳定美国经济，因此中国要做的不仅仅是希望美国确保在美中国资产的安全，也不能满足于美国的口头承诺。中国更需要的是在设计对话议题时，既照顾到美国的关切，更要在关乎中国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提出操作性的解决方案。理直气壮地要求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中增加中国的发言权，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理直气壮地要求美国放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消除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并购中的歧视。争取在掌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主导权过程中有效维护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