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办新出台的金融支持经济“十条”意见，再次提出结构性矛盾。正是这个矛盾，使大量的资金放在不该放的地方，金融脱离了实体经济。说不清是“钱荒”还是“心慌”，总之令整个市场跌宕起伏。
　　其实，金融只是表象，正如海通证券李迅雷所说 “多了减点，少了加点”；而目前的结构问题，使大量收入、资源沉积在少数人和部门手里，无法形成现实的消费与投资。要触动深层次的“利益”灵魂，只有依靠财税体制改革调结构。这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分配调整、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等等。
　　先回到1994年，当年开始推行分税制改革：把地方财政包干制改为分税制；推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改进和规范复式预算制度。当时的领导支持中央适当集中财权。
　　分税制改革以前，中国的财政情况是弱干强支，中央财政靠地方财政上解收入过日子。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收入增加了，可以把增量的大部分转移支付给中西部地区。这有利于调整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19个省市联手支援汶川等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就是横向转移支付的尝试。
　　然而，随着分税制改革的推行，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给地方的资金，由于缺乏监管和资金透明度不高，利益之争导致后来出现“跑部钱进”，财政越割越碎，项目越来越细，转移支付效率一度饱受质疑。
　　当地方政府财力有所不足时，1999年我国实施新《土地管理法》，地方政府可以取得有偿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这属于预算外收入。而长期缺乏收支规范与监督机制，“土地财政”之风愈演愈烈，拆迁风波层出不穷。地价抬得越高，房价也成为百姓不能承受之重。
　　据数据分析，从 2007年至2012年底，“土地财政”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在四成以上，大量融资都依附于房地产，一些地方产业园区都是地产开发模式。大多数地方融资平台本质上也是土地抵押的开发融资模式，当圈地卖房赚钱快的时候，产业升级的能力和速度就下降了。
　　目前对地方政绩的考核是唯GDP论，官员任期有限，地方政府要出政绩，就要上大项目大工程，这都需要钱。伴随着地方日益增长的负债，国企过剩的产能，最终都将输送给银行变为坏账。而在泡沫崩溃前，必然要在公民社会的基础上推进公共财政。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本思想当为各级政府所重视。政府应当回归公共财政服务职能，为各种经济成分和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为全社会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充分体现政府的社会性和财政的公共性。
　　如今经济复苏乏力、产业升级不足，政府应把注意力从“土地财政”转到产业融资上，财政体制鼓励产业创新体系，而非同构竞争。对于市场机制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逐渐退出或不直接干预，不直接介入，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结合。某市光伏产业开发的过剩，就与政府的直接干预脱不了关系。
　　目前地方财政收入基本上分为一般预算收入、上级转移支付、土地出让收入、融资平台、地方税收等。让“土地财政”一下子归零不现实，但过度依赖又透支了产业升级的利益，进而对实体经济发展形成阻碍。
　　只有公共财政的体制、中央和地方合理的利益博弈平台，才能将经济改革推向深入。
　　最近好消息连连，国债期货获批，最快9月中旬上市交易。日前传出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从原来的四省市扩大至六省市，在上海、浙江、广东、深圳之外，新增江苏、山东两省。所涉省市均为东部及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实力及财政管理能力较强，自行发债既有利这些地区降低发债成本，也可为今后向独立承担举债责任及风险过渡。
　　但我们仍注意到地方财政的不透明，部分融资平台公司资产质量较差、偿债能力不强、资金被挪用，一些地方通过信托、融资租赁、BT和违规集资等方式变相融资现象突出。经济发展要盘活存量，控制债务规模，切莫好大喜功，白白抹黑了地方政府的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