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公布的6月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落，小型制造业企业PMI连续15个月位于临界线以下，引发了不少人对中国制造的担忧。我们既要密切关注全球制造业竞争的新动向，采取积极措施优化信贷支持、减轻企业负担，又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制造正在步入深度转型调整期，没有一些企业经营困难或压力增大等“阵痛”，反而是不正常的。更多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抑制和淘汰过剩落后产能，让先进产能的作用发挥出来，利用市场倒逼机制加快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才是利长远的抉择。
　　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也是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我国经济过去30多年实现高速发展，与其壮大兴盛有着直接关系。然而，今日中国制造在世界市场的地位和作用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转型升级大势已无可逆转。
　　一方面，中国制造原先赖以取胜的低成本优势日渐式微，进入到了一个成本不断提升的新发展阶段。有测算表明，近10多年，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增长4倍多。工资逐年递增是经济发展惠及百姓的良性结果，但对中国制造来说却意味着挑战。低成本所支撑的市场竞争力，随着成本提升势必降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些劳动密集领域的跨国公司把制造环节向劳动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
　　另一方面，全球化红利衰减，制造业出口导向模式难以为继。从开放的角度讲，中国制造过去多年的快速成长，得益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得益于全球制造需求的旺盛。但这些年来，美国次贷危机演变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引发、加深了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使得原来经济全球化红利减弱了，这不仅体现在需求萎缩上，还体现在发达经济体制造业的强势回归上，更体现在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上。这种贸易保护在光伏等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可见，中国制造亟待通过转型升级来适应新的全球化环境。
　　转型不是免费午餐，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加重产能过剩，就是常见代价之一。新技术替代老产品，自然会出现新老技术产能并存的情况，新能源就很典型。不仅如此，作为转型升级重要形式的产业梯度转移，在客观上也会造成新老产能重叠，而去产能化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PMI数据回落就是制造业向高端“蜕变”过程中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经历了这个阵痛期，中国制造才会走得更扎实稳健。
　　对待转型期“阵痛”，往往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打开货币闸门、上大项目，采取行政手段，人为地把人力、物力、财力转到制造业上来。一种是通过财税环境引导企业和社会资金把更大力量放在发展先进产能上，运用市场机制来实现制造业的优胜劣汰。从国内外经验教训看，前一种态度短期内容易见实效，也容易操作，但不可持续，甚至有令产能过剩恶化的风险。面对转型阵痛期的中国制造，应该敢于放手，容忍制造业增速的合理下降，容忍一些落后企业倒闭、破产，使政府能把更多精力放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真正做到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这才是做强中国制造的理性态度。也只有这样做了，中国制造才能在新一轮产业革命所带来的转型升级历史机遇中不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