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至后的一周，北京经历了三次重度污染天。6月26日、28日、30日，分别达到5级和6级污染天。闷热的天气加重了群众对污染的反感，同时改写了大部分北京人“只有冬季采暖才会导致严重雾霾污染”的概念。
　　夏天的雾霾重袭无疑再次拉响了污染物排放依然在加剧的警报。自今年1月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指数创下历史新高以来，关于大气污染治理的政策讨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今年两会期间，尽管关于治理空气污染的提案多如牛毛，但是《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依然被排在了国务院二类立法计划中，未能被提交讨论。
　　两会结束后不久，环保部即下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2017》（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相对于去年年底发布的《重点污染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十二五规划》里到2015年PM2.5质量浓度下降6%-15%的指标，《行动计划》提出了更加积极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北京、天津、河北地区的2017年下降目标高达30%-35%。由此看来，新一届政府明显希望加快改善空气质量的速度。
　　要实现明显有效的空气质量改善，无疑需要非常积极的具体行动方案。借着新一届政府需要调整经济结构，解决产能过剩等宏观经济政策背景，《行动计划》的着力点最终落在了淘汰落后产能与减少煤炭消耗上。根据媒体报道，中央政府希望天津的煤炭消费总量2017年比2012年减少1000万吨，河北的煤炭消费总量2017年比2012年减少4000万吨，山东2017年煤炭消耗量比2012年削减2000万吨。如此积极主动地削减煤炭，可以说是中国能源消费历史上的第一次。
　　2013年6月14日，《行动计划》终于完成了各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委的征求意见，提交到国务院常务会讨论。但蹊跷的是，会议结束之后高调颁布的“国十条”里，除了将大气污染防治法立法列入国务院一类立法计划之外，各项措施皆为原则性措施，并没有提出期待中的PM2.5快速下降目标，以及相应的煤炭削减控制目标。会议至今半月，《行动计划》并未在国家任何部门的官网进行发布。有传言说，由于《行动计划》争议太大，需要更高规模的决策层会议才能拍板，一场借经济结构调整的治污战役似乎又陷入了僵局。
　　无疑，来自地方政府的多重阻力是导致僵局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最大担忧就是：煤炭减量或是削减落后产能会影响当地GDP的发展。在今年两会期间，谈及京津冀地区的大气污染，高污染、高耗能产业最密集的河北省成了众矢之的。河北省省长张庆伟曾经透露，目前河北有2亿多吨钢铁产能，计划削减6000万吨。而中央更想要的削减目标是1亿吨。与此同时，河北还有2亿多吨水泥产能，煤炭消耗超过2亿吨，这些全部都是区域空气污染的最大“元凶”。从两会讨论至今，河北省究竟能够淘汰多少落后产能？削减多少燃煤？预期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是多少？至今没有任何公开的政策。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城市一级的行动方案上。比如说，石家庄市在6月19日发布的《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实施方案（2013-2017年）》中，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PM2.5治理目标，即到2017年底，PM2.5浓度在2013年基础上下降30%；在治理污染最大的源头燃煤上，提出了不批准最新的燃煤项目，关停小锅炉等原则性措施，但是最终能落实多少总量削减，未能被提及。
　　这多少反映了中国在治理大气污染政策上的尴尬，即使民众呼声很高，即使中央也有治理决心，可惜长期以来“以GDP论英雄”的价值观，已经在地方形成惯性，直接导致了具体行动方案的“难产”。要想空气治理有明显成效，最根本是要打破将“GDP增长”作为地方政绩考核第一标准，正如近期习近平主席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谈话中指出，“再也不能简单以GDP增长率来论英雄，决不能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
　　空气污染问题，说到底是中国长期以来粗放式发展累积的结果。要想彻底扭转其恶化的趋势，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用煤炭消费总量削减倒逼产业调整与能源结构调整，下猛药治重病，牺牲一部分环境影响恶劣的GDP，用短期的阵痛换来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公众健康的长期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