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结束的2013陆家嘴论坛上，“一行三会”主要领导都对当前在中国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出现的“钱荒”问题作了重要讲话。无论是周小川行长提到的央行会想方设法调节流动性以保持市场稳定，还是尚福林主席指出的银行体系总体流动性不缺，都释放出领导层鲜明的意图：当下中国金融体系的“钱荒”是市场过度反应所致，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控制好社会“流动性恐慌”心态的蔓延。
从过去这些日子来看，政府一方面按部就班地推进城镇化和金融创新的进程，增强市场对未来改革的信心，努力引导资金进入到实体经济部门；另一方面又一改过去外汇占款减少时银根放松的做法，通过强化市场监管倒逼金融机构“去杠杆化”，以堵住虚拟经济部门资金“空转”的漏洞。
如果没有这样的政策努力，在发达国家不断超发货币之后，我们的地方政府可能再次出现投资“错位”和“越位”的行为，加剧目前实体经济部门“钱荒”与虚拟经济部门“钱多”并存的问题。
这是因为：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依靠人才和资本优势进行创新驱动的新一轮增长方式，短时间还难以形成，他们的着眼点仍在摆脱失业、债务和资产通缩等目标上，投放的大量货币也主要是用于减税、降低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增强抵押资产和金融资产价格修复所需要的流动性，根本不能保证大量资金是否能真正流进实体经济。目前看来，大量低成本高杠杆的资金又流向了新兴市场国家，因为那里的政府可能是拉动投资的主体，他们这种不计成本的“刚需”投资，恰恰会助长全球金融资本“搭”其经济增长的便车进行投机套利；而企业群体却会在全球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环境下，渐渐退出实业舞台，甚至加入到“以钱养钱”这种高风险快节奏的赚钱行列中。
另一方面，全球金融资本非常觊觎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机会。理由有三：一是新兴市场国家储蓄多、追求财富的动机旺盛，但危机时期投资渠道却偏少，很容易形成集中投资，催生泡沫，这是外来投机资本获利的绝佳环境；二是监管不足或监管过度，政府往往在短期会主动进行纠偏，这很容易让投机资本顺势而为，渔翁得利，造成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格局；三是新兴市场国家投资者的损失会引起政府的同情，政府往往会通过救助来获取社会稳定。
未来，如果我们还像以往那样放任外汇占款，就会造成通胀和资产泡沫，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大央票发行力度等数量型对冲外汇占款的方法，又会催生高利贷市场的膨胀，无法起到抑制游资的目的。尽管目前美国“财政悬崖”、“欧债危机”、“中国增长减速”等负面叠加效应凸显，避险情绪笼罩全球金融市场，美国债市泡沫暂时承担了今天全球流动性泛滥的风险。但一旦经济局势逐渐明朗，外汇占款问题又将挑战央行为“稳货币”而采取的被动应对方式。
当然，中国自身让货币飞速增长的内在因素也不少，比如，地方政府大量举债投资，一旦债务增长遏制了银行的流动性，中央政府还是会大量投放货币以确保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另外，政府降低企业税负和改善民生所增加的财政开支，很有可能会依赖基础货币的投放来实现。如此，中国M2/GDP的比例将会不断扩大（这个指标非但不代表我们金融深化的程度，反而是潜在流动性泛滥程度的一个真实反映）。其结果，消费者更热衷以金融投资来获取高收益，抗衡通胀风险，而不是增加现在的消费。再比如，如果未来的城镇化进程还伴随着中西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市场投资规模的膨胀，由此带来的金融体系流动性恶化的格局也会逼迫央行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以“配合”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其结果，因为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不但无法提升本国企业对外的国际竞争力，反而会加重国内的通胀现象。美元、欧元和日元这些国际货币的状况和我们有本质不同：它们的泛滥并不一定马上与国内的通胀和资产泡沫联系在一起，而是通过套息交易的方式流进其他国家，给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增添巨大的麻烦。
综上所述，未来中国政府想要实现“稳货币”的战略，就必须强化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能力，将过度集中在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引导到具有稳定收益增长的实体经济部门中。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和实体经济部门的盈利能力是正向互动的，如果金融服务不到位，城镇化建设等过度依赖货币政策，不仅金融不能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反而会因为资源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强化、资产泡沫严重等“宽货币”的不良后果，使得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收益不断恶化。
解决中国式“钱荒”，还是要靠金融体系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笔者认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有以下七种新模式：
其一，发挥一线城市金融人才和专业技术的比较优势，大力培育像美国硅谷那样的“企业家金融”。美国有世界一流的大学研究力量，“企业家金融”服务于科技创新企业，把创新企业的高收益回报作为金融服务的收益来源。“企业家金融”模式能真正扶持“人才主导”的创新型小微企业的成长，但不少中国的PE甚至创业板市场恰恰是在缺失“企业家金融”的情况下，通过开展IPO服务来谋求高回报，结果是让一般投资者承担了劣质机构和企业圈钱的“过度风险”。
其二，加快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调整，强化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民间金融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塑造出像日韩银行业那样的“供应链金融”。在日本、韩国，很多知名的大企业靠自己的品牌和规模冲在了全球市场的第一线，它们把技术密集型的研发和相关零部件的制造外包给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处在上游的国内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家只要兢兢业业，把自己擅长的本职工作做好、做强，就不需要担心资金和市场——大企业会靠自己的抵押能力从银行获取低息资金来扶持他们，并靠自身市场占有率的扩张来确保这些中小企业的订单。
其三，坚定不移地走差异化、专业化的道路，建立像德国银行业那样的“关系型金融”。德国大量中小银行针对固定的中小企业客户群所开展的专业化和差异化服务，是确保德国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永葆青春的秘诀之一。他们的银行之间和企业之间没有出现破坏价格、争抢客户的恶性竞争，相反，靠走专业化道路的模式，银企之间保持了非常稳定的信用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中小企业大多数不选择上市，而是和服务自己的银行建立起稳定的关系型金融模式，这种模式可能比美国模式更切合中国产业的健康发展。
其四，充分利用一线城市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高净值人群和专业化金融人才”于一身的优势，营造为民理财、协调和造福社会的现代“财富金融”。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有5000美元左右，国民“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带动的不是消费，而是追求财富收入增长的投资，M2/GDP达到近200%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只有通过金融改革来不断提升大众的财富水平，才能盘活我们的“存量资金”，迎接消费时代的到来。
其五，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审慎推进“消费金融”。为了防范消费金融业务扩大可能积累的系统性风险的全面爆发，我们一定要大力强化“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活动，以分散这类高收益高风险的“差异化金融服务”所带来的对金融体系整体造成的不稳定冲击的风险；尤其要注意今天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如果“财富金融”没有做实做好，那么消费者很可能会滥用“消费金融”的服务平台去完成他们本应在“财富金融”平台上的投资需求。比如，透支信用卡套现买房子或理财产品、甚至放高利贷等。
其六，探索发展高质量的“城镇化建设”和管理外汇储备及社保资金等公共资金投融资需求所渴望的“政府金融”。笔者建议，要在利率市场化和强化市场信用评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政府“城投债市场”，创新企业发行的“高收益债券市场”，通过专业的金融管理团队和完善的监管制度，来解决地方政府“事权缠身而财权萎缩”的问题，确保资金使用的投资回报、效率和安全的基本要求，真正解决未来养老金缺口、外汇资产缩水等问题，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七，推动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走出去”，稳步打造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方向的“全球化金融”。事实上，“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即需要我们建立一套完善的内外风险管理体系，更需要仰仗“天时地利人和”的整体环境。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金融发展到高水平后自然形成的“硕果”。要把握好资本账户开放的时机、节奏和方向，避免单纯靠人民币升值和资本账户完全开放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要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日元国际化”和本世纪欧元的诞生和发展，都曾经因为制度缺陷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