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和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联合承办的《税收征管法》修改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会上，原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俞光远的一句话，让与会人员颇为尴尬。俞光远说，实际税收征管过程中，怎么依法征税，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我们是依照上级下达的指令性、指标性的任务来征税，而不是按照税法规定的范围和税率，来依法征税。（《21世纪经济报道》7月3日）
　　皇粮国税，天经地义。公众冀望税少点、公共支出能节制些，这是唤醒经济活力、体恤民生冷暖的物质基础。从历史上看，经济文明总是从重税走向轻税，市场越活跃，税费越澄明。有人说，重税主义会磨灭市场活力，而比重税主义更可怕的，则是随意征税，因为它彻底灭绝了市场预期。
　　寅吃卯粮式的“提前征税”，是税收随意性的最典型代言。早在今年1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就披露了一个悲怆的事实：在钢铁企业处于亏损挣扎之际，令人诧异的是，钢铁行业上演了电影《让子弹飞》中的“鹅城事件”——大中型钢企在2012年，就被提前征收2013年甚至2014年的税收。眼下，6月已经结束，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长6.6%，同比回落6.1个百分点，其中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增长6.9%，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6.9%的增长与年初预算安排的8.5%的增幅相比，差距不小，各地税务系统所面临的“双过半”的压力随之而来。于是，形形色色的“预征税”，已经或明或暗地呼啸而至。
　　征收“过头税”的事情，去年就闹过笑话，地方上连“支援钓鱼岛”的理由都搬出来过。依法征税的理性，在实践中沦为笑谈。税收过于随意，危害在于三个层面：一是强化了政府对经济予取予夺的主导能力，使得政府兼演了微观经纪人的角色，一旦发现自身利益受损或减少，就可能习惯性地动用行政权力为自己谋利，从而深陷“大政府”境地甚至成瘾，难以自拔；二是随意性消弭了税收公平，使得地方部门常拿“税收优惠”当做自由裁量的行政资源，撕毁了市场竞争契约，要么是扶持出一些效率低下、大而无当的怪胎，要么是将有潜力、有市场的企业扼杀在萌芽状态里。此外，还出现一种怪现象：年成好的时候，税务机关不会“应收尽收”，预留了“弹性空间”；一旦年成不好，真来清查某个企业，加上滞纳部分，往往是巨额欠款，足以让该企业关张。这是不少企业对随意征税深感不安的根源。
　　更重要的是，这种征税的随意性，使得纳税人对税收缺乏起码的认同与敬畏。此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民调显示：83．4％的人感觉作为纳税人“亏”，只履行义务没行使权利；39．0％的纳税人很焦虑，表示很想行使监督权利，但不知道怎么办；12．3％的受访者对纳税人的权益比较了解，其余87．7％的人则处于“完全不知道”和“知道一点点”的状态；80％的人从来没行使过纳税人的任何一项权利。结果，本来可以成为官民之间良性互动最佳通道的征税程序，反而成为衍生出诸多矛盾的罅隙。
　　依法征税不仅是对法与税的敬畏，更重要的是，它传递出公共管理的稳定与谦抑本性，也是有限政府的核心与灵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专家学者、代表委员多次建言，说“最应规范的政府权力就是征税权”、“必须把征税权收归全国人大”等。是的，按指标征税的历史是该结束了，但愿《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改能及时纾解这一症结，让法治化的税收，真正成为倒逼公共改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