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A股市场的低迷已令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苦闷。从根本上看，中国股市的表现与经济发展存在内在悖论，一方面，股市低迷与宏观经济规模的稳步扩张有所背离，另一方面，却又体现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行政性干预的严重，以及公众对于经济改革与转型前景的忧虑。
　　值得支持的是，近期监管层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思路逐渐明确。实际上，监管者必须从关注股价涨跌中跳出来，从利用行政干预来挖掘股市对企业的“服务功能”走出来，真正如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监管者那样，回归其作为“股市监察执法部门”的本来职能，即集中精力维护交易公平、保障信息透明和“抓坏蛋”。
　　同时，监管对象的边界也要有所收缩，现在证监会经常强调要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政府也一直积极制定整个资本市场发展规划与意见。但就概念看，资本市场的边界远大于股市，是期限在一年以上各种资金借贷和证券交易的场所。从监管者和政府角度来看，核心监管对象应该是标准化的证券市场，以股市和债市为主，而不应该把视野放得太宽。
　　应该承认的是，股市的深层问题往往源于股市之外。例如，公共部门投资的“挤出效应”，实际上使得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受到制约，企业经营效益拓展的空间有限。而国有企业虽然多数进行了股改，但各种隐性行政干预使其难以真正向投资者负责。在此情况下，虽本应是企业中的优秀公众公司，但上市公司的选拔也有些勉为其难，自然会抑制股市真正的投资价值。另外，在面向普通公众的金融投资渠道缺乏、个人的社会和商业性保障不足、收入两极分化凸现之时，把个人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渠道诉诸股市，显然是错位的且更易损害公众利益。更重要的是，在商业信用体系普遍不健全、市场经济伦理道德缺失、奖优惩恶的游戏规则亟待建立的背景下，股市也难以独善其身。
　　股市改革到了现在，应该说已经到了核心攻坚阶段，在此阶段，市场组织、技术、产品等方面改革并不难，表面上的重心和难点是如何建立公平有效的游戏规则，深层的问题则是怎样才能约束和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例如，能否使股市摆脱服务于国有企业重组、转型和壮大的目的，使其不再刻意强调服务战略新兴产业、中小企业或三农等，使得企业上市彻底与地方政府或行政部门的政绩脱钩，从而减少应接不暇的行政干预等。再如，从监管者来看，能否借鉴国际经验，实现股票发行与上市分离，推动证券交易所的去行政化改革，按照市场原则来安排股票上市等，也涉及到监管部门的利益问题。
　　总之，新时期的股市改革思路，一是在推动整个市场经济“二次改革”的环境下，完善股市发展的基础与外部环境，二是从信息透明和民主监督着手，通过建设公开化的机制、达到各方主体的公平博弈，来逐渐使股市走向现代经济中应有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