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今依然不可或缺的国有经济部门，似乎低估了新一届政府打造并推行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决心，尽管这些市场主体依然拥有很强的影响力。近日，围绕银行业所谓的“闹钱荒”引致的某些市场主体集体施压央行，乃至制造银行股的恐慌性抛售试图倒逼决策层让步，折射出今日中国经济核心层面利益切割的残酷性与既得利益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坚定性”。
而央行此次打破惯性，让市场在惯常思维下的期望落空，不仅向市场释放了不为某些市场主体俘获的强烈信号，亦凸显最高决策层彻底清理阻碍中国经济转型沉疴的决心。虽然前天央行向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金融机构注入了流动性，但根本方向不变。这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也是一个具有指标意义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体现了李克强总理开始拿起冰冷手术刀切除经济痼疾的个性化施政风格。
梳理李克强总理上任百日以来治理国家经济的思路，其拿捏问题的专业性、推进改革的坚定性、纲举目张的大思维性，已得到了初步体现。作为受过专业的经济学训练且有着完整工作历练的新一代总理，李克强深谙破除约束条件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因为经济学研究最强调的就是约束条件。在增量改革已难以继续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之后，他提出要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通过改革最大限度释放出制度红利。而他提出的自我断臂式改革的“壮士断腕”，本质上是政府对自身的换血式改革。在此施政框架下，打造“廉价政府”，看好钱袋子，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简化程序，限时办结等等，尽管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新意，却是以往执行过程中最难以做到的，也是他要求其领导下的政府必须做到的。至于迫在眉睫的经济发展与改革思路，李克强提出了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相关路径，并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金融业、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贸易价值链、三农问题等一系列重要领域展现出异常冷静的执政思路与相应的专业性。笔者相信，随着其执政思路的陆续展开与不断完善，致力于中国经济转型与升级的整套理念将会有更丰富的内涵与思想。
回望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的进程，路径很清晰：尽管中国早已加入WTO，市场化改革成就举世瞩目，但要过渡到真正的市场经济，迄今还只走了一小半路程。很多关键性领域，例如资源性产品领域以及电信、铁路、金融等行业，并没有市场化或完全市场化。在土地、林权等各项资源、包括其他没有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行业之中，还存在着巨量的资源没有投入到市场中来。而由于上述相关领域改革的缓慢或者相对停滞，导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迟迟未有突破性进展。而如果不下定决心进行存量改革，继续在增量改革的道路上行走，不仅将加大经济转型成本，更有可能使得中国经济在失去比较优势之后又错过了打造竞争优势的时间窗口。
从主要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当国家面临深层次经济危机时，都是经济研究与经济政策革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机会。世人皆知，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面临的滞胀难题，为卢卡斯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而智商超高的克林顿上台之后，面对老布什政府留下的成堆经济问题，问计于诸多大牌经济学家，于是把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中和起来，建立了一套既反对完全放任，又反对过度干预的克林顿经济学；进而缔造了战后美国经济史上的黄金八年，以至于不少美国人至今还在怀念克林顿执政时期的那段美好时光。
同样，今日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也为富有责任感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提供了极好的研究样本，更为富有担当感的新一届政府提供了解决深层次问题的难得机会。笔者曾说过，中国经济面临的中长期性风险，根本而言，并非来自于外部的战略打压与竞争挤压，而是本属于改革力量的既得利益者拖延改革，使得既有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方式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有可能吞噬经济发展成果。纲举才能目张，决策层唯有以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为参照系，以时不我待的决心全面推进系统性改革，加快经济战略转型，才能真正突破中长期发展瓶颈。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之所以迟迟未能实现战略转型，既受制于旧有增长模式表现出的极强惯性效应，也是因为改革由整体推进向深层次攻坚过程中遭遇了巨大阻力。业已有了清晰转型路线图的中国，亟须各级各地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深刻理解新一届领导集体经济改革新思路的内涵，并以高度的执行力，确保中国经济全面转型。
如今，中国经济转型的路线图早已挂在墙上，当务之急是如何破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非合作性博弈，如何破除影响力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对深层次改革的阻滞。在上述两个关键性问题解决之后，经济运行机制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以及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的确立，才有现实可能性。至于适应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政绩考核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集聚了巨大民怨的房地产市场秩序清理和相关改革，等等，无一不需要决策层拿出前所未有的改革决心和前瞻性改革措施，也同样离不开作为政策落实层面的各地政府全面升级发展思维。如果能够进一步完善后续改革方案并显著提升政策执行力，则中国经济学或将迎来新一轮发展高峰，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新版国家经济学说亦将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