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种叫甲巯咪唑的药，让成千上万甲亢患者焦心。因为价格太便宜，厂商停止生产，导致南京、济南、西安等多地缺药。
　　药品停产，表面上看是一种“市场行为”:价格太低，利润太薄，药厂不愿生产，药商不愿销售。鱼精蛋白、复方新诺明针剂、红霉素针剂等药物，都曾面临与甲巯咪唑一样的命运。作为药品的直接使用者，患者处于这根利益链的最末端，对厂商的选择毫无影响力。他们的健康需求，在这样的“市场行为”中被无情地忽略了。
　　此时此刻，一味谴责厂商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有失公允。这里涉及一个定价政策的问题。对于“基本药物”，限价很有必要，是对患者利益的一种有效保护。但有时候，也存在这样的矛盾：产品原料成本上升、出厂价却没有增加，甚至出现“卖得越多、亏得越大”的情况，厂商不可能长期亏本经营，只好停产。以甲巯咪唑为例，进口药的价格是国产的十几倍。对一些药品的价格限制，初衷是好的，但它在产生了不符合供求关系的廉价的同时，也产生了廉价造成的短缺。
　　抛开“良心”、“道德”等问题，廉价药的消失，可说是制药售药者与医药管理者之间的博弈，而不仅是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如果不能改变简单的“低价政策”，这样的博弈还会不断进行下去，反而背离了调低药价的初衷。说到底，对于患者，无论是“药价高”还是“药品缺”，都不是最好的选择。
　　在某种程度上，廉价药背后的两难，也是医疗体制改革中的普遍困局。医疗既有公益性，也有市场性，应该如何划分二者各自的领域？既需要政府托底，又需要市场激活，管理者权限应该止于何处？既有井喷式的需求，也有新技术的出现，改革者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公立医院改革，到医保制度完善，再到药物生产销售，莫不需要更合理的顶层设计与更精确的末端治理。
　　以廉价药为例，一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可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和保护措施，考虑定厂、定价、定量生产，对药企和医院进行补偿，保证公众不至于因为“市场失灵”而陷入用药的危机。另一方面，对药品需要适度放开价格管制，降低中间行政审批环节成本，让生产者有利可图，以市场的力量，刺激更多药厂加入到生产行列中来。既有公益性的廉价国家药物，也有社会生产的国产药品，还有进口药物，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相互促进，才能在正常的市场状态中，让药品供应充足、价格合理。
　　解决廉价药消失问题的思路，可说是医疗改革的一只麻雀。其基本的理念应该是，既不迷信行政之手，也不轻视市场力量，政府和市场两手齐发力。唯有这样，才能解决药价高、药品缺的问题，也才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