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在6月19日的议息会议上决定，将维持现有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过，美联储主席伯南克随后又表示，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减少资产购买计划规模，预计明年中期退出第三轮量化宽松。
　　近一段时间，随着美国等一些国家经济复苏明显，有关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建议和暗示不断增多。伯南克早在5月22日就表示要考虑放缓量化宽松步伐，加拿大央行行长波洛兹此前也曾暗示，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提高利率。鉴于美国等一些国家央行的货币政策可能逐渐趋紧，金融市场担忧情绪普遍加重，国际短期资本已经开始从新兴市场加速撤离。
　　回顾历史，由于处在货币扩张周期里更易受到通胀的冲击，新兴市场经济体“退出刺激”的动力事实上一直要强于发达国家。早在2010年4月，巴西央行即紧随印度之后加息。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政策转向更迟滞一些，欧元区直到2011年4月才首次加息，而美联储则把近乎零利率从2008年底一直维持到了现在。
　　就目前形势看，全球货币政策的背景已经发生变化：美联储逐渐弱化量化宽松、明年启动加息的预期在增加；日本实施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已经扭转了通缩预期，从长远看加息预期也在上升；巴西央行在5月底的时候已将基准利率从7.5%上调至8.0%，远高出市场预期。欧元区因为面临就业恶化的可能，降息预期反而略有上升。鉴于货币泛滥的倾向已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同，改变这一现状的萌芽已经出现。可以预见，在这一阶段，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将更加困难，分歧和差异也将进一步增加，新兴市场经济体则面临着更复杂的内外挑战。
　　在这样的形势下，各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将趋于进一步分化。就巴西而言，虽然经济增长乏力，需要宽松的政策环境，但央行为解“滞胀”困局，只能把反通胀作为政策目标的首选。进一步解析看，其货币政策的困局与其产业结构的缺陷密切相关。巴西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居金砖国家首位，目前已接近70%，由于缺乏高端、现代的服务业，其吸收通胀的能力大为弱化，价格波动对居民生活影响严重，以至于巴西不得不冒着输掉“汇率战”的风险提高利率。面临同样问题的印度，今年则选择了降息，俄罗斯的降息可能性也在增加，这表明其更重视增长目标。
　　有专家认为，全球央行现正处在关键转折点，一度激进的货币政策，其负面影响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正面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因此，在一个货币政策机会主义倾向日益严重的时代，全球货币游戏规则将日益模糊和多变。在此情况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其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蝴蝶效应”会更加突出，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则面临更多被动性的货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