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各项统计指标显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环境下，金融运行表面看来似乎风平浪静，但各种金融潜在风险却在暗流涌动，一旦处理失当，就会汇成一股巨流，这就是人们形容的所谓金融“落潮效应”。管理层应当高度警惕这种可能的市场效应。
　　事实上，金融“落潮效应”及其危害，我们在2008年美国由次贷危机转化为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就有充分领略。经济上行或“涨潮”时，证券化、信用衍生产品等金融创新工具层出不穷，而且都能产生瞬间暴富的巨额财富效应。然而当经济下行或“落潮”及金融政策逆转时，就会使风险从房地产市场迅速传导到金融机构，并且通过不同参与主体间分散和转移，打破银行业与金融市场、衍生产品与原生产品以及各国金融体系之间的传统界限，导致整个金融体系混乱，进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为促进经济复苏并刺激房地产繁荣，2001年后美联储连续12次降息，到了2006年初，房价已连续5年大幅攀升，年均升幅超过8%，其中2005年升幅达15%。低利率和高房价刺激了居民购房欲望，出现许多为购房者提供融资便利的抵押贷款证券工具。但房地产繁荣之后出现逆转。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1%升至5.25%。2006年初房地产开始降温，利率上升和房价下降使次贷市场迅速恶化，许多借债过度的购房者房产净值由正转负，既无力偿付房贷本息又无法再融资，2006年起次贷市场违约拖欠债务增加，2007年7月末，美国次贷余额约1.4万亿美元，拖欠造成房贷机构损失约1 500亿美元。美国许多金融机构都被拖下了水，要么被兼并，要么申请破产清算。
　　我国当前面对复杂局面是，一边是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一边还伴随出现了许多制约经济的不确定因素。美联储模棱两可的退出QE的态度，让全球市场产生了“宁可信其有”的预期，于是大量资金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流出，引发新兴经济体股市暴跌，货币贬值。而面对产能的严重过剩，我国政府不可能再出台大规模救市计划，当前我国经济基本面尤其是贸易数据并不支撑人民币汇率升值，然而从4月1日至6月18日的49个交易日中，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22次创出了2005年汇改以来新高。这意味着人民币将面临矫正汇率超调的严峻形势。雪上加霜的是，中欧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欧盟已开始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临时反倾销税，这将严重危及江浙等上千家光伏企业生存和40多万人就业。
　　在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下，经济“涨潮”时所推出的一系列金融创新业务，就有可能运转不灵，甚至遭遇金融创新风险，金融“落潮效应”随时可能显现。比如近几年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解决农贷和小微贷款成本高、风险大的难题，普遍推出联保贷款这种金融创新业务，通过联保，将单个的风险捆绑在更大群体之上，以期防控风险。然而，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原来的银行联保贷款却会严重变异，由“抱团还款”变为“抱团欠款”，从而使联保贷款成为银行不良贷款重灾区。又比如因受政策约束，在监管套利驱动下，银行通过加强通道类银信合作、银证合作以及银保合作等合作方式转移表内资产，不断寻找新的盈利模式，可是由于资金较多投向商业性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影子银行等重点调控领域，加上当前上市公司财务风险、企业债风险以及地方债务风险日益加剧，而所有这些风险都与金融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行业金融业务相互交叉，资金在行业间、机构间以及金融市场间流动，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相互重叠，一旦资金链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极有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为降低可能产生的金融“落潮效应”风险，最扎实有效的办法是坚持推进经济结构改革不动摇。5月下旬，政府发布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其中包括加快推进城镇化和扩大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等一系列内容。在眼下经济增速放缓之际，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期待加快推进结构改革，通过结构改革来打牢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加快经济转型，真正实现我国经济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此外，加快推进金融改革步伐也是重要一环。推动大型金融机构不断完善公司治理，深化内部治理和风险管理，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建立健全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当能充分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攸关国人切身利益的，是加快存款保险制度改革，加快存款保险立法进程，择机出台《存款保险条例》，明确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和组织模式，全力提高金融创新的市场自律和风险的自我管控能力，进而为金融“落潮”效应所产生的风险设置隔离墙或缓冲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