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金融的背景是马汉的“海权论”，认为以贸易（商品输出）立国的国家，必须夺取并保持制海权，特别是与国家利益和海外贸易有关的主要交通线上的制海权，是国家强盛和繁荣的主要因素。
　　这里的海权既包括海上军事力量，也包括非军事力量，即以海外贸易为核心的，和海洋相关的附属机构及其能力。陆权金融是对海权金融的补充，二者并不矛盾。
　　我们正处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的时间节点：如果说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是“增量资产货币化”，那么未来三十年一定是“存量资产证券化”。始于上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的“增量资产货币化”过程，是中国巨大人口红利的实现过程——勤劳的中国人民实现了海洋贸易的财富创造，辅以滚滚外汇增量储备带来的本国增量货币发行，让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货币财富。但是，随着海洋贸易的增长饱和，国际贸易不平衡问题使得中国增量货币化过程面临瓶颈，中国经济需要更多地通过内部挖潜来实现可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的内需增长时代，一方面需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通过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提高资产证券化的比例，培育中国创造力；另一方面需要把东西部的发展差距，作为一种发展潜力和机遇来看待：依托内陆开放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构建欧亚大陆的物流体系，把西部经济的巨大能量，作为下一个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陆权金融的创建，则是内陆开放的重要基石。只有加快内陆金融中心的建设，才能解决内陆开放中的巨大资金需求，解决内陆存量资产证券化的融通需求。这种资金洼地和融通中心职能，离不开国家级的金融顶层设计。我们畅想，国家战略上能否把重庆作为继上海、深圳后，第三个国家级金融交易中心，把重庆定义为中国的“陆权金融中心”，把重庆的金融辐射扩展到西亚，甚至东欧，以填补我国“海洋金融”的战略空白。
　　新型城镇化将带动陆权金融的发展。过去三十年，东部地区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依靠“海权金融”走出了一条海上贸易创富的道路；同时，完成了以东部城市化为特征的“旧”城镇化。之所以称之为“旧”，一方面是它造成了东西部城市化率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是“人”的因素太少。随着海洋贸易增长到一定阶段，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如果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是一个跨越三十年的大周期，那么，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则是未来十年的中周期命题。从现有条件看，西部地区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包括至少两部分，第一是承接东部沿海向内陆转移的、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则是依托内陆开放的优势产业集群，例如重庆打造的全球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其产业辐射半径远远超过了西南地区、超过了长江流域，而且通过欧亚铁路等物流安排，辐射到全球。升级的西部产业链，将真正改变加工贸易的发展模式，宛若横贯欧亚大陆的新丝绸之路。
　　内陆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既要借助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优势，建立内陆开放的新产业集群，也要注重西部传统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升级和存量盘活，这些都离不开金融业的助力。金融业是资产证券化的中介机构，对于老工业基地的存量资产盘活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而重庆如能作为内陆开放的中国第三大全球金融交易中心，将可以提升内陆产业辐射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