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据估算，10年后人均GDP将达到86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将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缓冲区将更深，更有条件推进更深层次改革。由此，未来10年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10年，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可以成为未来10年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推手和突破口。
30年习惯了10%左右高增长的中国经济，到了2012年，突然发现增长成了一个问题。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7.5%的增长目标，全世界反应强烈。今天的中国经济，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一个增长，一个通胀，一个转型，而且改革进入深水区，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只需要观察一下iPhone，就不难看到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窘迫。一方面，中国社会热捧最新款式的iPhone；另一方面，生产iPhone的富士康屈就于苹果全球产业链的末端，iPhone在国际市场售价为360美元，富士康分得的加工费不到7美元。从富士康前些年的“13连跳”，到工人骚乱，其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中国产业的利润率太低，在全球产业链中缺乏谈判力。
此外，中国突然跻身全球俱乐部，自己可能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方方面面的压力都来了。换个说法，我们正遇到了成长的烦恼。
100年前，美国跟今天的中国一样。当时，美国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于是欧洲人不远千里跑到美国去遏制。那时候围堵美国的急先锋是英国和德国。尤其是英国，跑去遏制美国，遏制不住，就去投资分享成功。过两天又要遏制，这样持续了50年，直到美国完全超过英国，两国的关系就变得简单了。
可以预见，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在未来二三十年，也将会是这样一种锯齿般的关系，既不会天天度蜜月，也不会降到冰点。因此，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坚定不移地成长，保持发展，保持稳定，推进改革。
2010年底，中国人均GDP达到4300美元。保守匡算，10年后人均GDP翻一番，即8600美元，如果人民币升值10%-20%，就是一万多美元。这意味着两件事：第一，2020年前后，中国人均GDP将接近美国的1/4。因为美国经济增长相对缓慢，而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中国经济总量将有机会赶上或超过美国。第二，中国将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社会的缓冲区将更深，社会承受力将更大，也更有条件推进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后面的道路或许会平坦一些。可见，未来10年对中国是非常重要，中国经济需要在转型中实现增长，在增长中加速转型。
美国历史上的两次最重要转型，一次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成功跨越了重工业化的阶段，一次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高科技产业迅速崛起，这两次重要转型都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经济转型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下，是决定转型成败的关键。从长期来看，资本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效率远远超越其他方式。
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中国经济是美国历史上两个重要转型阶段的叠加，希望在未来30年中国能同时完成这两件事情。一是加速并完成重工业化，二是帮助中国经济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在全球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前者是中国经济存量整合，需要更多地依托资本市场的并购活动；后者是中国经济增量的发现，需要依托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等一系列市场化筛选机制。两者都需要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
中国的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可以成为未来10年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推手和突破口。
资本市场将成经济主战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位经济学家，曾在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统计了过去50年间，全球17个经济体，在大大小小84次经济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的情况。结果发现，资本市场主导的4个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在危机后经济反弹的速度最快；而银行主导的6个国家，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经济复苏的速度最慢。这说明金融结构与经济弹性紧密关联。此次金融危机后，美欧经济复苏的差异再次验证了这一点。2012年，位于危机中心的美国经济已经实现了正增长，而欧元区还在负增长徘徊。
再看中国跻身全球500强的前几十家公司，都是过去十几年中走上资本市场的公司。可以说，中国资本市场对于中国企业改革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融资，而是脱胎换骨的机制转换。
观察过去一个世纪，3家企业从零成长到市值1000亿美元的历程，有助于理解现代企业的成长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第一个公司叫GE，道琼斯指数设立时23个成分股中唯一生存下来的企业，实现这一增长，经历了大致100年时间；第二个公司是微软，用了25年；第三个公司叫谷歌，只用了7年。世界竞争在加速，一个现代企业，如果不能与社会化的资源平台结合，在国际竞争中就可能没有机会。美国经济体中，最重要的500个企业，组成了美国的“财富五百强”，其中鲜有非上市公司。未来10年左右，中国资本市场将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战场。
一个国家的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可以观察该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体制的市场化程度。
我国中小型企业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了中国的未来。温州是今天中国的缩影，温州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中小企业倒闭潮也始于温州。为什么？缺钱。这就荒唐了。一方面有大量的企业需要融资，另一方面大量的温州资金满天飞，到山西炒煤，到新疆炒棉花，到澳大利亚炒房子。改革开放30年后，社会积累了巨大财富，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居民储蓄总额增加了约1619倍，而同期GDP增长了178倍。我们有钱了，却突然发现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找不到投资方向。温州凸现了中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缺陷，即金融市场不发达。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金融市场的发展如果不能跟上，富余资金不仅不能帮助实体经济发展，还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怎么做？首先，要完善市场体系。包括拓展市场体系（比如债券、PE）、建设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等。其次，建立这些市场后，必须保证它们的公开、公平、公正，不能欺诈，不能编造业绩，不能隐瞒经历，不能只想着来圈钱，不能操纵市场，不能搞内幕交易，要有有效的监管。第三，要强化投资者的保护机制，发展长期机构投资者。
有序引导社会富余资金入市
企业走向资本市场的同时，社会富余资金也要和资本市场结合，这关乎和谐社会的建设。
前段时间，“养老金入市”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有两个常识性误区，一是“养老金”其实有不同的层次，有以保证绝对安全为目标的基本养老金，也有需要寻求成长性补充的商业养老金；二是所谓“入市”的市场，不只有股市，还有债市，包括最安全的国债，有国内市场，还有国外市场。
在关于养老资金的投资安排里，有三个原则最为重要：专业投资；组合投资；长期投资。全国社保基金在过去10年中取得平均8%左右的回报，正是因为坚持了这三条基本原则。
资本市场与长期机构投资者的良性互动，强调的是一整套制度建设，涉及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也许投资需要择时，但制度建设不能再等。当然，资本市场本身也有很多问题要解决，要加快改革和建设的步伐，但二者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过程，应该协同发展，协同解决。如果制度安排，通过专业投资，将中国社会的富余资金有序引导到资本市场中去，与中国经济体中正在迅速成长和发展的企业群体对接，对中国经济、社会资本、创新企业和普通百姓来说都是莫大的好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6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这与很多国际机构在2000年前后的估计提前了近40年。
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何在？2006年，我在北京郊区一个村庄看到一个广告牌，上面有27个农家菜的广告，这弄不好就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广告牌。后来，我去参加国际论坛，就带了这张广告牌的照片，老外一看，傻了。这就是中国经济，在中国经济的每个环节，每个行业，都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丝毫不怕竞争，他们全心全意地拥抱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经济为什么总是滚滚不断往前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省长省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都是CEO，都是投行家，也都是充分竞争，当然这种模式的弊端也需要我们努力消除，但中国经济不缺动力。
事实上，中国人从来不缺乏竞争意识，往往缺点儿竞争规则，一般都是胡乱竞争。所以，要发展资本市场，让中国经济纳入一个良好的、透明的、公开的、有规则的竞争体系，使中国经济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运行。
邓小平曾说，中国的崛起需要两个30年。今天，中国正站在前面30年的终点，后面30年的起点。如果加快推动改革，相信中国经济有能力再走30年。当然，同时还必须不断提高中国社会的各种文明水平，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