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清理检查政府性楼堂馆所通知”，从1988年首个楼堂馆所“限建令”《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起，25年来已发布了10个国家级“限建令”文件。“年年喊打”，但各地超标豪华办公楼仍如雨后春笋。仅今年年初至今，媒体曝光的各地豪华办公楼已近10起。如现正在封顶的湖北孝感市地税局大楼，人均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是省部级机关办公用房国家标准的近10倍。（《新京报》6月13日）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只有揭示出超标豪华办公楼的“闯关”轨迹，破译其如何获得了资金和审批手续，才能彻底封堵这种奢侈之风。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非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新京报》披露的挪用资金加上“小金库”等资金获取方法，不是什么秘密，更不是新鲜手法。2005年5月24日，新华网报道山西省沁水县端氏镇政府建豪华大楼，称“大量支农、扶贫、教育专款被侵占、挪用”。由此可见，所谓“揭示”和“破译”工作，我们多年前就已完成。
　　人为地把建设豪华大楼的“闯关”轨迹和资金获取手法神秘化，其实正合一些监管者心意，因为这样可以推卸责任——不是我们没尽到监管责任，而是违规者太狡猾。对违规者而言，建设豪华大楼，其实谈不上多少闯关难度，也谈不上需要什么“技巧”。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曾归纳说，“违反审批程序，越权审批，擅自提高建设标准、扩大建设规模”，而这些情况都是在1988年出台的《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中明令禁止的，该条例第三十一条对这些违规行为都规定有处罚措施。
　　现在建设豪华大楼的所谓“秘籍”，其实都在1988年出台的暂行条例“预料”之中，也正是因为当初经过调研，发现了这些手段和“技巧”，所以才有针对性地出台暂行条例。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违规者怎么办？如果没有严厉的惩处手段跟进，而是默认“生米煮成熟饭”，怎么会阻止豪华大楼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
　　违规的官员其实也是理性人，他在违规之前会衡量利益，如果觉得会危及自身利益，就不会想方设法去建设豪华办公楼。一方面是大量违规豪华办公楼出现，另一方面是没有多少官员受到有效问责，这正是新闻中所说的“年年喊打”——只是“喊打”，而没有真正的“打一打”。只有严厉惩处、全面问责，才能根治兴建豪华办公楼之风，不再陷入只是“喊打”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