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如今都处在推动自身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新环境下，若能推进各自的国内改革进程，推动新一轮双向市场开放和“对等投资”，对经济全球化将是一次新的指向。此时尤其需要双方都放长眼光。中国可以考虑加快参与TPP以及PSA（多边服务业协议）谈判的步伐。
中美经贸关系正在步入“竞争性相互依存”时代，经贸以及双边投资关系互利共赢的本质特征正受到追求相对收益的零和博弈竞争模式的挑战。然而，中美两国眼下都处在重大结构转型的转折期，若能推进各自的国内改革进程，推动新一轮双向市场开放和“对等投资”，将对经济全球化是一次新的指向。
吸引外资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让中国很快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并获得了经济和产业的升级。然而，近些年，中国正逐渐由吸引外资大国转变为对外投资大国。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4425家境外企业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72.2亿美元，同比增长28.6%。不过，中国虽已迈入对外投资大国行列，但仍处于“走出去”的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悬殊，与中国的经济大国、贸易大国地位也不相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全球贸易需求持续萎缩，资金充裕的中美两国均将扩大外国直接投资视为缓冲，但在奥巴马政府为吸引外来投资甚至提出“选择美国”的战略下，中美双边直接投资却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情况。统计显示，2008、2009、2010年，中国对美投资金额同比增幅分别达135.7%、96.7%和43.9%。截至2011年，美国对华实际投资676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对美国投资不到300亿美元。从排名上看，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国，而中国直接投资在美国仅排第25位，中国对美投资总量占美国吸收外资总量不到1%。
中国对美投资的障碍，主要源于美国的市场准入限制。虽然美国的市场开放度、基础设施、知识产权保护、研发技术等方面在总体上要优于中国，但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也同样遭遇市场准入问题。美国在诸如航空、通讯、原子能、金融、海运等相对敏感行业，均有关于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限制的严格规定，包括联邦立法。另外，美国有许多州的法律对于外国人参股银行业、保险业、不动产业也有一定限制。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为缓解长期以来由于贸易顺差而导致的外汇储备激增和资产安全，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大规模投资海外，推动“资本出海”，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国对“战略性投资”与“国家资本主义”的警惕。美国政府外资审查委员会（CFIUS）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阻碍，并限制对美敏感行业的投资，大大抑制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步伐。
我们向来强调，双向投资应该是对等的。中国一直十分欢迎美国资本，数据显示，1994
年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总体上保持了增长趋势，大部分年份( 18 年中有11年)
的增长率超过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增长率。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有三大显著特点。其一，从投资主体看，美国主要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美国的跨国公司通过在华投资，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和日益庞大的市场，实行全球化生产布局。其二，投资领域极为广泛，美国投资在华产业既包括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如石油化工、冶金机械、运输设备，也包括技术密集型的计算机、电子信息、生物制药，以及金融、信息与法律咨询、工业设计等现代服务业。其三，美国在华投资资本回报率相当高，与全球产业平均利润率相比，要高出5至8个百分点左右。由于投资收益稳定增长,
利润再投资成为新增投资主力，这是保证美国海外资产持续获得高收益的重要原因。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暴发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步伐有所放缓。制约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原因主要包括：中国多年来以其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和较好的产业配套体系克服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的价值洼地。然而，随着推进工资收入分配、资源价格等一系列制度性的改革，意味着中国生产要素价格开始重估，这必然压缩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利润空间。而中国市场化投资壁垒的因素，比如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以及竞争中立等问题都亟待解决。
而在另一方面，从美国自身的角度看，美国正在加速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奥巴马政府欲通过促进产业资本回流重组全球产业链。随着“美国制造”的强势回归，未来美国很可能由海外直接投资净输出国转变为净输入国，这又使得美国资本在回流，对中国传统产业以及资本回报率下降的领域投资自然就有所放缓。
不过，尽管有了这些变化，笔者仍然认为，就总体而言，中国吸收外来直接的综合优势并未明显减弱，反而出现了新的机遇。首先，扩内需政策将进一步激发中国市场
增长潜能，逐步提高的劳动力素质和相对完备的配套能力为吸收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外商投资创造了发展条件；其次，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实施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措施，为提高外资质量和水平提供了政策支撑，区域差异和多层次劳动力继续为多类型外商投资提供了广阔空间。最后，城镇化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主导战略，而加快城镇化面临的“土地利用、社会平衡、环境资源、城市发展”等现实问题，恰为拓展中美在低碳经济、清洁能源、环境保护、社会化服务、城市设计、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合作留下了极为广阔的空间。
可见，中美双方如今都置于推动自身的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全球经济的再平衡是新环境下，双方投资合作的机遇应大于挑战。作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和市场潜力最大的两个国家，中美经贸关系不仅影响两个国家、两个市场，也关系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具有全球性影响。如果各自提高对方投资的门槛，只能让两国陷入“囚徒困境”。此时尤其需要双方都放长眼光，采取切实措施促进两国的双向直接投资，包括加快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减少国家保护主义等等。对于中国而言，也可以考虑加快参与TPP以及PSA（多边服务业协议）谈判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