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经验观察，城镇化并不必然与增长和起飞相联系，也有可能与衰退和停滞相联系。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周期波动与转型的问题为政策的制定者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决策者以新的视角应对城市的周期与转型，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增长。在这样一个城市转型的过程当中，金融系统的角色转换也同样重要。一个有效的金融系统不仅应该为“城市的增长而融资”，也应该为“城市的转型而融资”。
中国下一阶段城镇化的转型，重点之一即是表现在城市增长动力的转型上，而这将主要取决于生产率条件的变化。
城镇化的转型，可以说是要为城市的增长与繁荣寻找可持续的动力，最初始的动力通常来自于生产率的变化。生产率的变化通过改变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的重新分布，重塑城市的增长动力。从产业结构角度看，农业生产率的提升使农村产生富余的劳动力，并使之成为工业生产者，从而完成从农村到工厂的转移；工业生产率的扩张则通过自动化替代一部分制造业劳动力，并使之进入服务业领域，从而完成工业城市到服务业城市的转变。作为一个结果，生产率的变化使劳动力分布在不同行业，从而产生可持续的增长。
从美国经验来看，约计1％的农业劳动力贡献了约计1％的GDP，约计20％的制造业劳动力贡献了22％的GDP，约计79％的服务业劳动力贡献了77％的GDP。总体上，美国劳动力的行业分布比例和GDP的贡献度基本相等，这说明美国的城市增长实现了相对较为均衡的资源匹配。
然而，对比全球平均水平以及中国的数据，可以发现有许多新的问题值得研究。据统计，全球劳动力的37％集中在农业生产领域，却只贡献了6％的全球GDP，从官方统计口径考察，中国劳动力的35％从事农业生产，只贡献了11％的GDP，这显然是明显的不平衡。总体上说，造成这种不平衡的根源除了户籍制度等的制约外，还因为在三大产业部门中，特别是在农业部门中，全球平均水平和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美国。
如果中国的农业生产率达到更高的水平，从而使就业分布与产值分布达到更为一致的水平，即假如2011年11％的农业产值由11％的农业生产率来生产，那么便可节约出24％（注：35％—11％），即1．8亿农业劳动力（注：中国2011年劳动力总量为7．6亿，1．8亿＝7．6亿×24％）。这些被节约的1．8亿劳动力可以从事比生产农产品具有更高效率和更高经济价值的制造业或服务业产品。
从这个角度评估，中国下一阶段城镇化的转型，重点之一即是表现在城市增长动力的转型上，而这将主要取决于生产率条件的变化。因此，一个合适的投资和融资支持体系，应该区别中国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的实际情况，针对性地实施差别化的投融资政策，以有效投资驱动生产率扩张，从而实现增长动力的重塑，也使得城镇化在真正意义上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从目前的趋势大致展望，从国际经验看，下一阶段，基于中国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差异，中国生产率扩张可以说存在三个潜在来源：农业生产率的扩张、内陆城市制造业生产率的扩张、沿海城市现代服务业生产率的扩张。围绕这三个方向，下一阶段中国城镇化的投融资体制应该针对性地进行必要的适应性调整和改革。
相比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农业投资所产生的边际资本回报率以及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改进作用都可能会更大。所以，中国需要在下一阶段的城镇化转型过程中扩大农业的金融支持力度。
从国际通行的标准评估，目前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尚处于较低水平。据相关的对比研究，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与英国、美国、日本、韩国、巴西的平均年差分别达158年、138年、88年、58年、43年。
从实际情况分析，当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关键原因在于：（1）耕地分散种植。这种分散格局既是因为中国的农地产权条件所决定，也是因为中国的农村金融发展不足，无法支撑大规模的种植。（2）农业投资不足。虽然中国的农业产值占比在10％，但是中国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却只有2％。因此，相比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农业投资所产生的边际资本回报率以及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改进作用都可能会更大。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需要在下一阶段的城镇化转型过程中扩大农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从农业投入与产出的对比分析来看，土地和劳动力投资的下降是一种趋势。但在这种趋势下，对于提升劳动生产率有重大推动作用的投资和金融支持方向可以是：
其一是扩大对于农业装备（农机，特别是大型农机）、农资（化肥、农药，特别是复合肥料和生物农药）、农产品物流和仓储、标准农田和水利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支持。
其二是围绕农业产业链的延展，扩大对于相关产业的融资支持。例如，生产环节加大对于田间自动化管理、农业服务的支持；加工环节加大对于清洗包装、品级分类、保鲜处理和食品加工的支持。
在城市增长动力转换的过程当中，一个有效的投资和融资系统不仅应该为
“城市的增长而融资”，也应该为“城市的转型而融资”，并针对不同地区的差异化经济结构，提供不同的融资支持方式。
从国际经验观察，在城镇化的不同阶段，生产率扩张的来源并不完全相同。通常在城镇化的初始阶段，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的转移是实现生产率提升的主导途径之一。这是一种结构性的提升。然而，随着劳动力转移速度的放缓，制造业内部的不同部门之间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以及制造业在不同城市之间的重新分工，往往成为生产率扩张最主要的途径之一。这可以说是一种分工所带来的提升。
从发展阶段看，中国目前正处于这种转换之中。从区域之间的分工来看，沿海城市由于土地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于制造业的吸引力正在下降。但是内陆地区，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率很高的河南、江西和广西等省区，现在的人口红利依然较为显著。劳动力成本仍低于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亚洲经济体，这依然可以吸引制造商从中国的沿海迁至内陆地区。这可以说是一种跨区域的制造业重新配置，也是一种对冲成本沿海成本上升的选择之一。从城市之间的分工来看，内陆中心城市在未来的制造业发展浪潮中通常是作为中高端科技型产业的中心；中低端制造业为了规避地价和房价，往往倾向于成为生产和制造中心，从而形成中心—外围城市、中心城区—郊区之间的制造业分工。
为了顺应这种转变，中国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金融支持方向也应作出必要的转变：（1）扩大对于沿海和内陆之间交通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融资支持力度，将内陆城市与沿海城市进行更为便捷的连接，以承接产业转移；（2）扩大对城市之间的交通网络化设施的投资和融资支持力度，通过城际公交、城际铁路、城际客运、支线机场轨道交通将城市与郊区、中心与外围之间联成一体，降低生产和贸易成本。
生产率的扩张将主要来自于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这种转型所催生的金融需求结构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转换。
与内陆城市不同，沿海城市处于不同的产业演进阶段。未来北京、上海、深圳等较为发达的城市，将处于从工业城市向服务业城市的转型的过程之中，生产率的扩张将主要来自于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这种转型所催生的金融需求结构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转换。
从国际经验观察，工业城市或者说以工业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阶段，大生产和大金融是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如果没有金融系统的支持，资本密集度极高的大规模生产便无法实现，资金消耗大的交通设施网络便无法建设，也就没有与大生产相匹配的大零售或者大物流系统。
然而，在由工业城市向服务业城市转型的过程当中，城市工业内部不同产业之间的重组与并购活动不断增多，最终将城市竞争力的导向由制造转向服务，特别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观察这个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金融的支持作用已经不是体现在对制造业生产活动的支持，金融成为制造业并购以及服务业发展的推动力。一旦城市完成向服务业的转型，实体经济的利润来源、风险分布、融资期限结构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也对金融系统提出了新的需求。
总体上观察，以服务业为核心特征的城市化阶段，规模的重要性下降、小众或个性化生产的比重上升。而且伴随信息通信网络以及电子商务平台的兴起，消费的空间约束有所弱化，供应链的配送和反应效率显著提升，使得立足于定制化的消费比重增多，这也进一步刺激了小众生产的可能空间。因此，大规模生产向小众化生产转换，也必然会进一步刺激金融系统由工业时代为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商业模式，转向为中小创新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商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