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安徽省国资委日前其省属企业“互买产品”，其背景正是当前许多地方国企陷入盈利下降甚至亏损的境地。
　　统计表明，今年1-4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6891.3亿元，其中央企为5362.4亿元，同比增长12.8%。地方国企1528.9亿元，同比下降14.7%。由此可见，相较央企而言，一些地方国企遇到的问题更严重。如安徽国资委“病急乱投医”的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既有通过关联企业实现账目“粉饰太平”之嫌，又容易引发新一轮“三角债”的纠缠。
　　之所以地方国企的日子更不好过，可以归结为多方面原因。首先，与庞大的央企相比，地方国企由于“船小好调头”，因此在跟随政府政策方面更加紧密。在经济上升阶段，这会有利于其充分利用政策资源，但在经济增速下滑时，或者政策导向出现偏差时，则其更容易陷入经营困境。典型的案例，就是前几年，在政策激励下的光伏产业一拥而上，甚至许多不具备资源优势的地方政府也投入其中，在“依靠国外赚取利润、弥补国内损失的”发展方式下，很多地方国企都在其中受到大喜大悲的冲击。长远来看，该行业的“央企进”和“地方国企与民企退”的趋势更加明显。
　　其次，与央企相比而言，地方国企与政府的关系更加纠结，也更易受到行政干预的影响。实际上，多数地方的国企高管聘用，都要经过上级组织部门和国资部门的批准。即便是更重视条线监管的地方国有金融机构，也不能豁免。例如，2011年的齐鲁银行事件发生后，是由济南市委组织部进行了新的人事任免，这也是地方金融机构人事管理中的普遍现象。由此可见，非市场化的职业管理者选拔机制，自然难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还有，中央和地方国企也存在内在发展张力。一方面，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逐渐脱离地方管理，另一方面，许多地方国企逐渐被中央、省属大型企业兼并，失去控股地位。在此背景下，二者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体现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协调问题。例如，前几年在电力行业就出现类似事件，包括陕西地电和国家电网发生武斗、内蒙古电企指责国家电网等。
　　应该说，无论是否存在争议，央企的改革方向相对比较明确，就是以把握重大战略性的经济命脉行业为主，而地方国企的改革思路则还很模糊，地方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也是千差万别，优质扩张与效率低下并存。今后首先应对地方国企明确具体的改革和发展政策，出台规范和促进其改革发展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地方国企将来应该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多数属于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应进一步推动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高管任免的非行政化，尽可能脱离政府干预和政策依赖；二是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国企，逐渐摆脱地方政府“城市经营平台”的角色，引入更多与民营资本合作共赢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