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外国媒体基于中国欠佳的经济数据发出“预测”说，中国和韩国可能会跟进全球降息潮，出台刺激经济政策。一个阶段以来，一些外国媒体和机构一直在加大推动中国政府出台短期刺激经济政策的舆论攻势。他们对中国最近的经济数据有很多评说。评说之一是当下的经济增长与预期不合；评说之二是中国经济呈现弱复苏态势；评说之三是经济下滑态势确定。基于这样的分析结论，中国经济形势堪忧，接下来就会释放政策刺激的“预期”，特别是对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不是“缺钱”，而是有效投资需求不足。过去几年已经印发了很多钞票，流动性过剩又无处可流，相当于形成了高水位的“堰塞湖”，一旦决口，巨大的水量借助势能将引发势不可挡的灾害。居民存款从2007年的14万亿增加到2012年底的41万亿，5年增加了27万亿，无序发展的理财产品和地方债务的大幅攀升，都隐藏巨大的金融风险，若处理不当，这些都可能成为“货币堰塞湖”决堤的推力。特别是当下美欧日央行都在强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泛滥，而热钱流入必然会加剧“货币堰塞湖”的风险。因此，正确判断当前的经济增长形势，防止政策资源特别是货币政策围着零点几个百分点的增长转动从而加大“堰塞湖”决口的风险，是近期最应该避免的“黑天鹅”事件。
由此观之，中国经济当前显然不是危机状态，所以“复苏”之说很容易造成误解。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经济已走进了与过去30年不同的增长阶段，对“增长速度”当然需要重新认识，不然会误判形势，误导政策。
那么，到底该如何认识当前的增长速度？7.7％的增速与前30年平均两位数的增速长相比确实是放缓了，但这不完全是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由经济规律带来的潜在增速的必然变化，是我们需要深刻认识的。
首先，经济高增长的条件已经发生变化。以往30年高增长的外部“红利”和内部“红利”正在改变。贸易顺差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最高超过3个百分点，而最近三年贸易顺差增长对GDP的贡献是负。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改变以及其他要素比如石油价格的国际接轨，大大提高了制造业的成本。既然原有高增长的环境和条件已改变，经济增速放缓就势属必然。
其次，产业结构正在变化。经过了30余年的粗放式发展，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等问题，以及环境和资源约束都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都在制约这些行业有效投资的增长，而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势在必行。在新产业结构还未形成的时候，新的有效投资需求增长还无法补缺正在调整行业的投资减少，经济增速放缓不是太正常的现象么？
根据经济学有关充分就业与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率的基本结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至7.5％左右并未出现大规模失业，足以说明当前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笔者认为，这个判断至少对当前的宏观政策有两方面参考作用。
其一，人为刺激更高的增长是反规律的行为。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在一段时间内有一定的内生稳定性，没有必要刻意出台“稳增长”的短期政策，“平稳”货币发行，对防止近期最大可能的人为改变增长态势加大金融风险的“黑天鹅”事件非常重要。当前增速处在潜在增长速度的判断还告诉我们，资本和劳动力要素投入比也在进入规模递减状态。在劳动力供给减少不能配合投资增长的情况下，更多的投资只能加剧规模递减效应，更多的货币投放使货币“空转”比例更大，加剧本已在高水位的“货币堰塞湖”的风险，一不小心刺激政策可能成为“堰塞湖”决口的导火线。
其二，不出台短期刺激政策不等于政策不作为。虽然潜在增速放缓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的规律性，但这并不说明当前的投入产出比和增长结构是完全合理的，也不说明阶段性的稳定增长速度就是未来可持续的增长速度。不出台短期“刺激”政策，不等于已被“蓄”在“货币堰塞湖”中的巨大流动性就没有风险了。
因此，短期内政策资源需要更务实地配置在有效投资需求的创造上，引导巨大的民间资金参与有效率的经济活动，以有序释放“货币堰塞湖”中的流动性。最近一系列审批制度改革，如铁路部分建设项目对民营企业开放，营改增税收试点范围扩大，中小企业税费减免政策延续等等，都在原来政策基础上向前跨进一大步，若进一步细化和可操作性，或将对改善经济运行状态有更直接的效果。
从根本上来说，按照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理论，在规模递减状态下，更高的增长是靠加大技术进步来推动的。也就是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突破增长瓶颈。
按照全要素增长生产函数的理论，短期增长的突破要靠“残差”的改善。“残差”是除资本和劳动力以外的所有积极因素，包括更有效率的增长、环境生态平衡的增长、合理的增长结构、合理的产业布局、能释放更大的生产力、创造力和新的增长动力的制度进步等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是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释放民间投资的能力，加大“增长后劲”的培育，以保持长期可持续的增长，而所有这些都不是短期刺激政策或依靠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所能实现的。相信决策部门在无序和充满噪音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中，能保持足够的镇定和清醒，特别是保持判断和把握中国经济形势趋势的自信，尊重经济规律，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以改革释放制度红利，确保中国经济列车行驶在平稳持续发展的轨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