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该报告以详细的数据对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分布、生产和生活现状进行了全方面透析。在当前各地正积极准备开展新型城镇化，加快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之际，这些数据无疑可以为各方制定相关规范提供更为客观、科学的指导。同时，也期待即将出台的城镇化规划能更多地解决当前数据中所揭示的问题，更好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平稳有序发展。
众所周知，不断增加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是过去支持我国劳动力红利延续的关键因素。但是，从报告相关数据来看，目前的形势并不乐观。
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速为3.9%。但是，无论从新增规模还是从增速来看，都已经低于前几年的水平，如2011年新增1055万，增速为4.4%。虽然难以估算具体还有多少农业人口可转移为农民工，但是从农民工的年龄结构分析，未来可转移的规模已经十分有限。
近年来，41岁以上农民工数量的增多带动农民工总量的增加。数据表明，在农民工群体中，41岁以上农民工数量从2008年的6762万上升到2012年的10688万，而16-40岁的农民工数量则从2008年的15779万下降到2012年的15572万。根据第六次全国乡村的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后的5年内，虽然我国40-60岁之间的乡村人口规模将增加912万人，但15-40岁乡村人口却会减少1089万。这意味着在现有制度条件下，2015年左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转移的数量将接近枯竭。
值得关注的是，未来几年农村可转移剩余劳动力的质量也将变得更差。近几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在不断提高，由2008年的34岁上升到2012年的37.3岁，而这种趋势未来还会随着更多年龄较大的农民工的进入而持续，由于其文化程度及体力都低于更为年轻的农民工，这也意味着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在下降。
这些因素都会加速我国劳动力人口红利的衰减，也会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速下行带来较大的压力。为保持今后经济平稳增长的需要，我国需要继续挖掘农村劳动力增长的潜力，而这就必须从制度层面解除当前束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比如，一方面通过加快土地流转，提升农业基础设施及技术水平等方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以更多释放农村劳动力。而更重要的是，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的提高，让更多农民工能够安稳地在城市生活工作，成为更为稳定、更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源泉。这样依靠人力资本改善来推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也必将有助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已经成为当前城镇化发展的关键，但是如何发展城镇化才能更好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报告的相关数据可以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方向及路径提供指导意见。
第一，近年来，外出农民工在中小城市工作的比例开始增多。如2012年，外来农民工在地级及以下地区务工的比重达到69.9%，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由于农民工在当地就业是市民化的前提条件，这也意味着中小城镇可以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区域。当前我国就应给予容纳更多外来农民工的中小城镇更多的经济社会管理权，允许加快全面放开农民工落户中小城镇的限制。
第二，东部地区就业机会较多，该地区农民工主要以就地就近转移为主，本地农民工比例较高。如2012年东部地区本地农民工占34.7％，远高于中部、西部的12.9%和9.5％。而东部地区农民工也主要在省内流动，如东部地区83.7%的外出农民工省内流动，也远大于中部、西部33.7%和43.4%的水平。这说明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市民化就地开展更为合适，更分散型的城镇化模式适合东部地区，这样可以以更经济、更有效、更快速的方式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而中西部地区的本地农民工较少，且大都跨省流动，农民工更强的流动性也决定中西部的中心城市将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区域，这种更为集中化的城镇化模式将更有利于提高其产业集聚和人口承载能力。
第三，2005年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比重曾达到75.4%，但随着国家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布局的调整，特别是沿海地区更多传统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农民工的区域流向发生明显变化。比如，2012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64.7％，比上年降低0.7个百分点，而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17.9％，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17.1％，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
笔者预计，由于农民工在东部地区从业的比较收益已明显处于劣势，如2012年农民工在东部地区月务工收入仅比中部、西部高1.3%和2.7%。而考虑生活成本因素，中部地区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务工比在东部地区务工多获得64元和130元，西部地区农民工在中西部地区务工比在东部地区务工多获得228元和90元。未来还有更多的农民工流向中西部务工，这也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具备加快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条件，中西部地区加以正确的政策引导，如合理引导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鼓励更多有资金、会经营、懂技术的农民工向中西部“回归”，将能更好提高农民工市民化的质量和水平。
尽管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可以因地制宜地探索，但由于农民工市民化任务的艰巨性，在推进中还需要更多宏观层面制度的配合。
比如，农民工市民化实质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即农民工要逐渐享受与城市原有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各项权利。但从报告的相关数据来看，农民工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还很低，如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虽然近年来有所提高，但比例却分别只有14.3%、24%、16.9%、8.4%和6.1%。
而若要解决以上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问题，即使按照目前每人10万元的平均支付水平，就需要至少26万亿元。这显然需要政府以及有关方面做出相当大的努力，如需要尽快明确中央政府、农民工输入地（城市）、来源地（乡村）和农民工自身四个主体的责任，建立合理的基本公共服务成本分担机制。
再如，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也直接制约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近年来，农民工从事建筑业就业的比例在逐年递增，从2008年的13.8%上升到18.4%，而从事制造业的比重则趋于下降。考虑到建筑业就业不稳定、不平等、权益没保障等多方面因素，比如建筑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占1.5％，远高于其他行业；建筑业未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达到75.1％；建筑业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障的比例也最低，实际上这都不利于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
上述因素虽然有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性，如近年来建筑业繁荣刺激农民工需求增加，以及我国各地普遍利用中央政府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加大基建和刺激地产投资，但隐患在于这种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未来基建和地产投资增速的放缓也会明显影响农民工就业。
因此，这就需要各地因势利导推进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稳定的就业机会，这也需要各地简政放权为农民工创业营造更为市场化的商业环境。而与此同时，农民工的自身素质也必须得到提高，如目前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只有25.6%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大多数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
可以预期，为更好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这些任务和要求也都将在城镇化规划意见中得到体现，也期待着其能成为加速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