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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严重超发”
、“中国央行是世界最大的印钞机”，一段时间来，不少专家的类似观点左右了舆论，看似已“深入人心”。但是，我认为这些说法是非常牵强，不能成立的。中国货币多，是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模式使然。货币多只是表象，政府追求GDP，才是问题的本质。只有政府从追逐GDP中退身，继续推进投资、金融、外汇等领域的改革，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确实，截至3月底，我国M2（广义货币）首次超过100万亿，达103.61万亿元，按汇率计，是美国的1.5倍、英国的4.9倍、日本的1.7倍。但是，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经济货币化程度、货币流通速度、居民流动性偏好都不同，中国GDP没有美国多，所需要的货币却有可能超过美国。美国货币供给量，不是衡量中国货币量是否超发的标准。何况，各国M2统计口径，并不统一，中美M2的差距相当大，根本不能作横向比较。
但是，有人反驳道，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多次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一直滥发货币，攫取大量铸币税，将风险转嫁到了全世界。而中国货币量比美国多，更是滥发、超发。可是，说美国货币滥发，同样是价值或者感情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美元是世界最主要货币，是世界大宗商品，如原油、黄金等的计价单位。从历史看，其价值是稳定的，美国QE没有在国内造成通胀，对主要汇率则保持了上升趋势，特别是今年以来更甚。
也有用相对指标，即货币供给量与GDP之比，来说明中国货币超发的。目前中国的这个比例接近200%。而美国只有不到70%，欧元区大约是100%，英国是130%左右。但是，相对指标作为标准，也不合理。M2是货币存量，是以往历年货币的累积，而GDP是流量概念，存量和流量的比较，是无意义的。
于是，有人用通胀作为标准，论证中国货币超发。说中国通胀严重，货币肯定滥发了。应该说，通胀是比绝对数量和相对数，是比较靠谱的标准。可问题是，改革30多年来，中国以CPI衡量的一般价格指数，平均每年上涨不到5%，在一个经济迅速扩张的大经济体，这是很低的水平。中国只在1985至1989年，1993年至1995年出现过比较明显的通胀。第一次是因为要理顺价格关系，严格说来，那是经济货币化的反映。一些重要的基础性价格，从政府管制到放开，货币增加，是合理的。第二次，是真正意义的通胀。但之后的1997年至2003年，2005年至2009年，基本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有趣的是，2009年之后，还在所谓货币超发最严重的阶段，但通胀水平却很低。
货币多，只是通胀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2011年日本M2与GDP的比例是241%，比同期的中国还高，但日本长期通货紧缩。所谓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借助量化宽松，日元贬值，造成通胀，刺激国内需求，以摆脱通缩。但很多经济学家并不看好安倍的政策。
还有一种说法，货币超发引发了资产价格膨胀，特别是房价的持续上涨。没错，货币多了，资产价格会膨胀，但通胀是一般商品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并不包括资产价格。资产价格如房价和股市指数的上涨，还可吸收大量的流动性，客观上有减轻通胀的效果。
中国货币供给量较大，有其特殊的原因。
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在世上首屈一指，大量资金并不能投入实体经济，为维持巨大经济体的运行，就额外需要更多货币供给。中国实行外汇管制，并且几乎每年都有巨大的经常项目贸易顺差，尽管现在已不再强制结售汇，但因为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央行出价最高，企业将顺差外汇出售给央行，央行就须向市场投入等值的人民币。这些货币本身并没有相应的商品对应，在相同条件下，中国货币供给量较他国多，是必然的。这些特殊的，非货币原因，就是人们所说的货币的内生性。
另外，广义货币M2的主要部分是存款货币，这是商业银行在存贷款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不是央行发出的。尽管商业银行存款货币创造，要受到央行货币政策特别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手段的约束和调节，但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确实是自身行为的结果。
存款货币是贷款的结果。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投资驱动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特别是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在总投资中占有最大份额。比如四万亿刺激计划，就引发近10万亿的天量信贷，创造出天量的存款货币，直接增加了货币供给量。这些资金主要流入了政府部门和国企。你可以说，这样的投资是不合适的，但只要经济增长模式不变，大规模投资以及由此引起的货币供应量的巨额增加，就是必然。
货币过多，当然不好，但流动性不足后果也许更糟。现代经济早已进入货币引领资源配置的时代，金融是经济先导，资本和金融的重要性，经常超过生产和技术。因为全球化让新技术更容易扩散，土地和劳动力也更容易获得，而若没有资本或流动性支撑，任何重大的技术创新都不会形成最终产品。没有足够的流动性，企业连经营都困难，遑论创新？2007年美国暴发金融危机后，经济起步迟缓，核心原因，正是银行出于安全性考虑，不愿意提供必要的贷款，致使流动性趋于干涸。在现行体制下，如果没有较大的流动性支撑，中国经济早就进入下滑通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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