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范畴，它与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财政收支状况是密不可分的。一些国家的信用危机和财政危机从潜伏、积累到发生，这个演变过程值得我们警醒。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债务规模都有大幅度的扩大，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规模都几乎翻了1倍。2011年，欧盟的赤字率虽然有所下降，但整体债务依然居高不下。欧盟27国总体赤字占GDP的4.5%，仍高于3%的临界值。债务占GDP的比重是80%，2012年上升到82%，远超60%限定值。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其国债的累计规模之所以能达到今天这样高的水平，是上百年累计下来的结果。相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应债能力比较强。因为美国等国家政府债券市场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政府债券市场，这些国家的政府债券的发行一直较为通畅。这主要得益于这些国家政府债券是证券市场中流动性最好的金融商品，大多数证券中介机构和本国居民都青睐政府债券，而不是其他金融工具。
　　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财政赤字率和国债负担率都很低，也远优于欧盟为其成员国规定的3%和60%的控制水平。从财政赤字率看，2009年、2010年，公共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8%，2011年这一比重回落到2%以下，2012年又下降到1.5%左右，2013年在2%左右，远远低于3%这一风险“临界值”。
　　虽然我国国债规模的主要经济指标依然健康，但从动态趋势看，中国国债发行规模自1994年以来急剧扩张，面临的压力与风险逐步加大。可以说，中国国债规模正处于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而财政债务沉重的矛盾当中，既有宽松的一面，也有严峻的一面。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是目前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既要充分发挥国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及对经济运行的反周期调节作用，又要防止国债规模过大对财政收支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避免因政府债务问题而陷入信用危机和财政危机。
　　综合考虑我国政府财力的集中程度、证券市场的发育程度等因素，以及国债总量政策的惯性作用，今后一段时期内，对国债发行规模进行增长中的“微调”，或许是一种有效的政策选择。而且，这种“微调”必须建立在国家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上，严格控制政府债务风险。要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监管和制度建设，加快建立各级政府财务报告制度，让公众更好地了解政府资产、负债、收入、费用情况，使地方政府举债公开透明，风险防范措施到位。
　　同时，还要继续规范国债市场，优化国债结构。尤其要注重优化国债期限结构，这对于适应不同财政需求配置资源、均衡还债付息负担，以及配合央行操作公开市场都具有重大意义。当前，我国国债期限品种比较单一，主要集中于中期国债。应该在今后发行国债中，适当加强短期及长期国债的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