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以实质性的结构优化和增长质量的提升，形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撑作用，才能化解潜在“滞胀式”威胁。而这些又需要实质性地推动配套改革。由此考虑，我们基本的政策主张可表述为：“双创双化双减”。
1.创新。面对生产力革命的挑战，我国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在此过程中，科技创新客观需要以制度创新和运行机制的改造作为关键性的支撑，从这种中国特色转轨道路上的创新特色而言，我们可以强调地说：“制度高于技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支持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引导各类创新主体加大研发投入，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和推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重视培养引进高科技领军人才。培育创新文化，保护创新热情，宽容创新挫折，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全社会氛围。为支持从发展基础科研、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各个方面的自主创新，必须在实行科技体制和管理体系改革、提升绩效的同时，下决心增加科技投入，而当前这方面的资金需求尚未得到很好满足。今后还需要政府对研发的长期投入，并带动市场主体于2020年后保持研发投入占GDP3%左右的水平。
2.创业。充分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鼓励全民创业，特别在中小微企业和现代服务业上，要以多种制度变革和政策优化举措，支持实现民营经济新飞跃，完善和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鼓励民营企业加强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企业文化创新，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着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深化战略性改组，在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深化改革中消除过度垄断因素和优化治理结构，发挥其应有的特定功能与辐射力，与民营经济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3.城市化。引导好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发挥城市化红利，需要对阻碍城市化进程的现行户口制度以及户口附属的福利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城市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制度、城市规划体制、各行政区的协调机制等一系列制度，进行相应的变革。必须在弥合“二元经济”的历史过程中，以制度建设、经济手段和其他各种调控手段、政策措施的优化组合，走出一条伴随新型工业化、新型服务业化而同时推进新型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而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一元经济和谐境界的“中国道路”。但在城市化过程中，要预防和阻止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与发展。
4.产业优化。在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中国不能放弃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不能简单将现有传统产业淘汰到国外，而应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和通过政策引导促使其渐次向中西部转移，同时鼓励现有产业改造升级，并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充分发展。要在成为创新大国的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业创新和以股权投资母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方向，形成合力来加大战略新兴产业的成长步伐，争取弯道超车后来居上。要加快在资源能源、广电、文化、医疗、教育等垄断行业或过度垄断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引入民间资本和资本市场力量，加快形成健康产业、老年护理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新的产业链、价值链和新兴产业群，释放出巨大的产业能量和活力。要通过4G建设、高铁主干网建设、城镇化建设和航天军工民用化，带动移动互联网、绿色建筑、高端装备产业和新材料的发展。应推出有利并购重组的政策，以及通过资本市场功能的发挥促使产业、行业间资源重新有效配置，改善经济整体质量。
5.减税。应以结构性减税作为现阶段宏观调控和财税政策的重点和亮点之一。结构性减税是激发市场主体“两创”活力并以经济杠杆引导结构优化、方式转变的代表性机制之一。税外负担的减轻需与减税相互结合与协调。税制的总体优化需在远景上按现代社会、现代国家发展目标模式，近景上适应各发展具体阶段上的要求与制约，纳入财政、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配套改革，积极有序推进。
6.减少行政审批。我国各级政府大大小小的行政审批不仅导致各类寻租腐败行为，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未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不可能再指望产业政策对几个支柱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有企业的扶持来实现，更多的是需要通过广泛的创业和创新活动来实现，而这类创业和创新活动的主体，必然是遍布各地和各个产业的中小企业。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创业，必须大大减少不合理的政府行政审批项目，加强对私人产权的依法保护，花大力气改进企业的营商环境。国务院最近减少行政许可事项的改革，以及广东省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开展以“三打两建”为主要内容的建立具有国际水准的营商环境的努力，是一个有远见的开端，需要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