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克强总理上任后的首次欧洲之行选择德国和瑞士的背后逻辑来看，并不仅像外界所言是看中了这两国经济上稳定，拥有足够的能力和影响力，地理上处于欧洲心脏位置等共同点，而是暗含着试图从当今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中经济增长质量最高、发展步伐最稳健的德国那里汲取经验之意。
诚然，就中德两国的国情和经济基本面而言，差异确实巨大。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从德国经济发展中汲取经验。数据是枯燥却又是最具说服力的。从2012年中德两国的经济数据来看，13.7亿人口的中国，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8.3万亿美元（此说也许并不准确，因为中国GDP总量中有一部分是在华外资企业创造的），而0.83亿人口的德国，却创造了3.4万亿美元的GDP。有人说，如今中国的外汇储备就相当于德国的经济总量。这是缺乏经济常识的解读，不能以此说明中国经济力量有多强大。况且，德国一向被视为有效经济增长的标杆。
光看出口总额，中国确实领先德国一大截，两国去年的出口分别为2.02万亿美元和1.49万亿美元，不过，若就出口结构和价值链获益程度而论，中国显然落后德国很多。德国出口领域主要包括电子、航天、汽车、精密机械、装备制造和军工，多年来，品质优良、技术领先、做工细腻的德国产品不仅为德国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良好的出口声誉，更使德国从中获益良多，而且德国出口所需的资源主要从外部获取。单就汽车出口一项，去年德国汽车及零配件的出口总额即达到1900亿欧元，占德国当年出口总额的17.3%，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相形之下，中国尽管坐拥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但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其实际价值却远远小于德国。出口数据表面辉煌的背后，是国内资源的天量消耗和对环境的巨大破坏以及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出口分工地位。
另一方面，得益于勤勉和创新精神。过去10年间，按单位劳动力成本衡量，德国的竞争力提升了20%，而南欧国家的竞争力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倒退，这使得德国公司不仅在全球与区域市场竞争中将许多欧元区伙伴抛在身后。不仅如此，德国对待金融发展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理性以及真正的民富国强，也特别值得中国学习。如今，尽管英国依然是欧洲首席金融强国，但握有欧洲最强大实体经济的德国，不仅是欧洲事实上的金融政策中心，而且是整个欧元区的经济稳定器。某种意义上说，依然未能摆脱主权债务危机的欧元区的下一步走向，既要看深陷危机之中的区内国家能否从“金融化享受”和“福利资本主义”泥坑中早日上岸，更要看德国的态度。
当然，德国经济也有它的难题，例如劳动力成本上涨，企业利润率降低以及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等，但就全球经济竞争与产业变迁趋势而言，至少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德国都是处于顶尖层面的经济高手。而总结德国经济发展经验，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制度改革，保持高端制造业竞争优势，坚持扩大内需以及国民的勤勉创新之外，从国家经济哲学的视角分析，德国从普通市场主体到企业家乃至政界领袖，其严谨求实的经济发展理性却是最朴素，也是最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
德国人深知，握有金融主导权的美国尽可享受金融红利，但长期而言只会饮鸩止渴。其实，在1990年以前，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一直超过金融业。但在经济金融化逻辑安排下，美国经济活动的中心偏离了物质产品的生产，而集中到金融资产的管理、流动和增值上来，结果是以金融为代表的服务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实体经济。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规定，只要银行能操作充足的资本，就允许其扩大服务范围和拓宽业务领域。于是，在金融自由化的号角下，以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不断扩充实力，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地把制造业向境外转移，经济的虚拟化程度大大提高。可见，经济金融化既可把美国经济推上云端，也会成为美国经济走火入魔的重要推手。拥有世界一流的商业银行体系的德国尽管也很重视发展金融业，但在全身密布哲学理性的德国人眼里，金融再重要，也不能取代制造业的战略地位，至多是助推实体经济发展的转换器。于是，深耕制造业，加大技术研发，升级人力资本以及建立匹配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制度，成为德国政府的施政重点，由此奠定了德国在今日欧洲的一枝独秀局面。
在中国经济迟迟未能实现战略转型的微妙时间当口，在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面临诸多约束条件的今天，笔者认为，我们尤须冷静思考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逻辑，切勿乱开药方、乱服补药，理应在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的同时清除经济发展沉疴，以确立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理性路径。在此过程中，应当汲取德国经验。
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路径正渐渐清晰：在清除改革发展阻力的前提下，紧紧围绕经济战略转型，确立以政府自身职能转变为中心的改革框架，真正建立服务政府、高效政府和责任政府，厘清政府、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尽快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化，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激发民间投资热情，激活民间营商禀赋。按这条发展路径的要求，我们应在民富国强的发展目标指引下，尽快纠正以往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财富蛋糕切割与分配不均的做法，通过加大制度执行力，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少数富人向民生福利的有序转移；切不可在在实体经济基础不很巩固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向服务经济转型，将更多的经济资源投入到易受国际市场影响与国际资本控制的金融产业中，投入到不少地方官员连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的新型城镇化中去。否则的话，不仅欲速则不达，更有可能在重心不稳、经济免疫力不强的情况下，再次吞下经济扭曲增长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