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在本栏谈商业银行改革转型，其逻辑起点是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其实，围绕商行不良资产的问题还有很多，而且，不良资产往往更多反映宏观经济层面的某些深刻矛盾。当前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产生的直接动因有两个：工商企业还款能力下降，地方政府在商业银行举债的偿还能力严重不足。前者是经济周期问题，后者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地方政府债务绝大多数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过去地方政府举债无外乎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为旗号，如今又多了个“城镇化”的依据，理由越来越充分了，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起点似也越来越合理了。但实情却可能比被合理化起点要严峻得多。有海外媒体猜测，中国某些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率可能已超过当地GDP增长水平。
　　这种猜测某种程度上已在国内权威机构某些资料上得到证实。比如国开行行长郑之杰近日在《中国金融》撰文说，到2020年，中国至少需要50万亿投资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城镇化需求，而这个数据与中国去年GDP总额相当。有人以当前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做了个测算，如此增速可不是比未来几年中国GDP的增长率要高吗？
　　另一份资料并非直接佐证，但所反映出的地方政府债务的严峻性却不能不令人联想到地方债务的增速。央行近日发布一份报告说，今年一季度信托贷款同比猛增360%，达到8230亿元！而各类委托贷款增长86.3%，达到5235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为。尽管这两组数据反映的是地方政府即将到期债务的压力水平（因为这些贷款主要是应付年底前到期债务的重组之用），但要知道，这样的惊人数据是在去年12月中央四部委联合下发地方政府融资禁令后发生的。
　　从逻辑上讲，错误结果的起点不可能是正确的，除非这就是个悖论命题。我相信，中国目前的地方政府债务应该不是个悖论命题，由此是否可推断它的起点一定是有问题呢?那些地方政府举债理由的合理性是否要大打折扣呢？ 别的不说，仅以城镇化为例，就足以说明它不该成为举债的理由。
　　说中国经济转型必然要经过城镇化这条路，这是对的。经济转型之根本在于从追求数量的“速度经济”向追求质量的“价值经济”转化，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逻辑方向毋庸置疑，一个是增强经济体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包括系统风险）；另一个是提高效率，尤其是资源的使用效率。
　　城镇化显然是后者维度上的函数，根本目标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过去我们一说资源，往往只关注自然资源，其实，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资源”具有非常广泛的含义，一切可以创造价值的源泉，只要是价值函数的自变量，都可以叫资源，比如社会资源、人力资源、智力资源、市场资源等等。而城镇化就是要整合当今社会的各种资源，使其发挥出最大的单位效用，创造最大化的单位价值。
　　比如农村土地资源的整合，就是要把分散的零星地块规划成片，把先进的种植技术、管理技术、市场技术集中起来，形成产业化优势，最大限度实现单位面积的产出价值。再比如农村教育资源整合，目标就是把最优质的师资、最好的设备、最好的管理集中在一起，把分散的学生集中在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之下，达到最好的教育质量（其实也是一种价值）。
　　作为城镇化的另一极——城市——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宗旨也一样，先以效率为出发点，再说具体规划。现在，资源整合的规划还没出来，一些地方政府就先把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摆上了议事日程。这究竟是为了城镇化而大兴基础设施建设呢，还是为了基础设施建设而借用城镇化之名呢？
　　有的地方政府强调城镇化对城市道路的需求压力，四处筹资建路。但城市道路建设原本就“道路的增长永远没有汽车增长快”，过去靠一味的投资，总也解决不了。现在有了城镇化这个名头，“道路撵不上汽车”的现实就会改变了吗？
　　我有时甚至会极端地想，如果地方政府真的忧心城市道路无法满足未来城镇化的需求，那就该果断地做两件事：坚决限制私家车的增速，加大公共交通的投入。城镇化代表的是绝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那么一部分人的利益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成本，就该削减；不一定非要投资，一些现有资源的整合就可能比多建道路要有效，比如一些城市正在实行的专用公交通道就是很好的整合措施。有多少人去真正思考过，类似的“挖潜”究竟还有多大空间？
　　这还只是待建项目存在的问题，已建成的基础设施就很好地发挥作用了吗？那些原本属于公众的基础设施一建好就忽然成了某些私营资金的摇钱树，像各种被圈做收费停车场的公共场所之类的事这些年大家见得还少吗？所以，真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就要先从客观规律出发，紧紧抓住城镇化的本质，而不是把城镇化作为本已岌岌可危的地方债务的合理起点。那样的话，城镇化没建成，地方债务危机倒可能变成实实在在的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