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三到五年，受发达经济体债务危机、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及各国经济实力变化等影响，国际金融环境仍将“动荡不定”。主要表现为危机短期内难以彻底解除，大宗商品价格难以预料，短期资本流动更加频繁，国际主要货币币值有竞相贬值之虞，国际货币体系日益走向多元化。我国既是影响国际金融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因子，也是其重要作用对象。由于全球性资金富裕，我国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将会明显改善，但是国家所面临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和“热钱”冲击将加大。对此，我国既要继续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又要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密切跟踪大宗商品价格和国际“热钱”走势；同时，利用好海外融资渠道，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治理的改革与合作，为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服务。
——欧、美、日严重的财政债务问题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流动性危机，已经转化为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内部日益严重的财政债务风险。对于不同的经济体，风险的表现方式有所区别。在欧洲，2009年末以来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接连爆出主权债务问题。这些国家的政府债务负担远远超出了其承受范围，引起了国家违约风险。
美国的债务问题主要表现为债务上限约束与为经济复苏而采取的财政激励计划之间的矛盾。为了推动经济复苏，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刺激措施，包括减税，加大对医疗卫生、能源、教育、基础设施、失业救济等领域的财政支出。这些措施使得美国的债务上限不断被突破，财政负担日益沉重。从2007年9月至2011年8月初，美国先后7次提高债务上限。最新的债务上限规模为16．394万亿美元。
日本债务问题由来已久。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经济泡沫破灭以来，日本的公共债务比率长期处于上升态势。到2011年初地震和海啸之前，日本公共债务相当于GDP的228％。
IMF2012年10月份的报告显示：2012年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将达到GDP237％的规模。
——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
2008年危机爆发后，为挽救美国金融体系，美联储于当年11月启动了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QE1），QE1共耗资1．725万亿美元，开启了全球宽松货币政策时代。之后，于2010年8月推出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QE2）。欧债危机爆发以后，其他国家也将低利率和（或）量化宽松作为刺激经济恢复增长的重要手段。2012年6月底开始，主要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密集出台。包括最近的日本无限量宽松货币政策。
欧美日新一轮的宽松货币政策具有两大共同特征：一是没有上限。在推出OMT（直接货币交易）时，欧洲央行明确表示对购入债券没有数量限制。美国QE3虽然规定了每个月购买机构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规模，但并未规定结束时间，这意味着总规模没有上限。日本央行购入金融资产也是无限量的。二是与经济发展状况挂钩。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通常与通货膨胀率挂钩。而此次，OMT与欧元区国家的举债成本挂钩，当受困国债务成本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该计划就会进入二级市场购买该国债券，以降低其债务成本。QE3的推出，则是美联储第一次将救助计划与经济发展目标——失业率和经济复苏联系起来。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
此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发达经济体以及国际层面在金融监管上的漏洞和缺陷。为避免重蹈覆辙，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积极推动本经济体内部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2010年7月，美国政府通过了《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该法案主要包括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和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改革高管薪酬及企业治理结构，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衍生产品、对冲基金、评级机构和私募基金的监管等措施。2010年9月，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通过了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积极推动监管体制的一体化。
2012年12月13日欧盟财长会议最终就欧盟银行业统一监管主体达成协议。欧洲央行获得授权，负责监管至少200家欧元区的大银行，并在危机发生时可以对小银行进行干预。
与此同时，二十国集团、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也在国际层面努力建设金融监管新框架。
2009年4月2日召开的G20伦敦峰会明确提出：重新构建监管架构识别和应对宏观审慎风险；扩大金融监管范围，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纳入审慎监管范围；改进金融机构的薪酬机制；提高金融体系资本质量和数量，遏制杠杆率累积；改革国际会计规则，建立高质量的金融工具估值和准备金计提标准等。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国际银行业监管新标准，统称为
“第三版巴塞尔协议”（“BaselⅢ”），强化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引入杠杆率监管标准，建立流动性风险量化监管标准，并强化风险管理实践。
——国家间经济实力的变化
各经济体在国际金融格局，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根本上是由其经济实力决定的。在由中心国家、核心外围和外围经济体三个层级构成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中心国家的国家实力强大，其货币是主要储备货币，其汇率制度被核心外围国家跟随，如金本位时的英国和金汇兑本位之后的美国。核心外围经济体的实力很强，货币也是储备货币之一，汇率制度与中心国家保持一致，如金本位时的法国、德国、俄罗斯和当前的欧盟。这些经济体拥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外围国家的经济实力不强，是国际货币体系规则的接受者，对国家货币体系的影响很小，如众多发展中国家。这三个层级之间的界限正在发生变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进入到国际货币体系当中，新兴经济体近年来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因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这个机体中正在从外围向核心外围转变。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份子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关于金融改革开放的任何举措，都将深刻影响国际金融格局的长远变化。
在经济复苏放缓的情况下，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危机难以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市场充裕的资金不是冲向商品市场，就是冲向资本市场，或者二者皆有。大宗商品价格将更加难以捉摸，短期资金跨境流动将更加活跃，汇率波动将更加频繁。
“动荡不定”将是国际金融环境未来3—5年的主要特征。与此同时，国际金融监管和治理的改革将进一步推进。
——危机彻底解除尚需时日
不管是发达国家的宽松财政货币政策，还是国际范围内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危害，但由此引发的发达经济体财政债务风险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彻底解决。美国2012年下半年的“财政悬崖”问题充分显示出发达国家在解决危机方面的两难境地：要刺激经济复苏，必须承受债务负担加重的风险：否则，将遭受经济下滑的恶果。如何解决好债务问题将成为未来3—5年困扰发达经济体的共同难题。
欧债危机不但拖累了2012年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还将是2013年世界经济复苏的最大不利因素。而且，财政一体化等制度变革需要欧元区以及欧盟成员国在艰苦谈判中共同努力。预计欧债危机彻底解决的时间不会少于3—5年。期间，如果高失业率一直持续，债务危机极有可能转化为社会危机。
日本的公共债务率是全球最高的，潜在风险巨大。由于日本公共债务90％以上由国内投资者所有，一旦日本国内私人部门无法支撑继续增加的债务负担，而国外又寻找不到新的支撑力量，债务危机将对日本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
——大宗商品价格走势难以预料
理论上，宽松货币政策意味着市场上流动性的增加，虽然在短期内会促进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将推动物价上涨，形成通货膨胀压力。由于美元、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欧的宽松货币政策推动全球价格水平的提升。在美国推出第一、第二次宽松货币政策的3—5个月后，初级产品价格指数迅速提高。
但是，大宗商品价格是否会如前一样大幅上涨，还要视大宗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而定。从目前对2013年全球经济走势的种种预测来看，全球对大宗商品的需求有望回暖。大宗商品价格仍有可能处于高位。即便不再处于高位，由于全球流动性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处于过剩状态，未来3—5年大宗商品价格的震荡将更加频繁，幅度也只会大不会小。
——资金短期跨境流动将异常活跃
随着新一轮宽松货币政策的集中出台，近期大量热钱涌入新兴经济体，其中亚洲成为首选地。中国香港在本轮热钱冲击中尤其值得关注。由于大量短期资金涌入，香港金管局在时隔三年多后，于2012年10月20日首次干预汇市。截至2012年12月21日，金管局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已经连续28次干预市场，向市场累计注资1071．93亿港元，超过了QE1期间992亿港元的规模。至2012年12月27日，香港银行体系总结余规模达到2558．5亿港元。
大量热钱的涌入推高了当地资产价格。香港恒生指数于2012年9月6日止跌回升，并呈现持续上涨态势；泰国股市2012年上涨约28％；菲律宾股市上涨约24％；印度股市上涨约23％。
“热钱”逐利而动，在一个市场获利后，总是不断寻找下一个目标。由于发达经济体向国际市场注入流动性的举动尚未结束，资本短期跨国流动将异常活跃。
——主要经济体货币易陷入竞相贬值的境地
货币贬值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出口的价格竞争力，有利于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促进国内经济复苏。为了恢复经济、走出危机，主要经济体倾向于维持货币弱势。宽松货币政策是推动货币贬值的有力武器。
2012年9月，美元实际汇率指数开始下降，12月对主要货币的实际汇率指数已降至82．55；日元实际有效汇率也开始由100以上下降到12月的93，日本政府更希望未来几年日元继续贬值，以推动日本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泥沼。
与此相对照，2012年俄罗斯卢布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了5．7％；巴西雷亚尔实际有效汇率上升了13．4％。为了避免政策套利，也为了保持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新兴经济体在发达经济体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后，也“被宽松”地增加了本国货币的供应。于是，发达经济体希望本国货币贬值、新兴经济体维持本国货币币值的努力，极易导致外汇市场汇率的剧烈波动。
——国际货币体系颠覆性调整可能性不大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货币体系的不断改革并未改变美元主导地位。此次金融危机在美国首先爆发，诱发了国际社会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强烈要求。毫无疑问，未来我们需要的货币体系是：既能满足国际交易的支付需求，又能避免和有效化解金融危机；既能保持全球化势头，又能获得全球平衡。但是这种改革并不会颠覆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在可预期的时间内，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拥有比美国更强大的吸纳国际商品、资金、人才的能力，以及更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且，任何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将会止步于讨论阶段。短期内最为现实的选择是继续推动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与此同时加强特别提款权的作用。
国际金融环境变化对我国的影响既有机遇，如企业的海外融资环境向好，我国在国际金融格局中拥有继续提升的空间；也有挑战，如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可能成为“热钱”冲击的重点目标。挑战如果应对得当，也会成为机遇。
——我国企业的海外融资环境向好
国际金融环境变化的影响是深刻的，且不仅仅局限在金融领域。由于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危机难以短期内解决，国际商品市场便难以迅速好转，我国出口企业仍将面临不小的压力。但是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却极有可能得到改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外部资金充裕，企业的海外融资成本低；二是，虽然有些企业曾因不熟悉规则以及个别国家有意打压，在境外资本市场受挫，但未来中国元素仍将使我国企业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优质客户。
——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
全球通货膨胀的压力虽然主要由美、欧的宽松货币政策带来，但却要由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承受。美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变动幅度远远小于金砖5国，即便在实施了量化宽松之后，情况也是如此。
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放缓，如果发生输入性通货膨胀，将对我国出口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打击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压缩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空间。以往的研究表明，由于我国对外贸易额在世界商品进出口中的占比为10．5％（2011年），且短期资本项目仍存在较为严格的管制，我国与全球价格之间的链接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来实现。全球商品价格对我国出口价格有明显的影响。一旦外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将降低我国出口的竞争力。
——我国可能成为“热钱”冲击的重点目标
香港通常被认为是国际“热钱”进入大陆市场的跳板，从大量热钱流入香港来看，国际“热钱”对中国市场热度不低。随着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的稳步推进，“热钱”进入国内市场的渠道也将随之拓宽。目前，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是境外短期资金进入国内的两大合法渠道。
2012年这两大渠道的规模均大幅提高。截至2012年底，QFII的投资额度达到374．43亿美元，RQFII的投资额度达到670亿元人民币，较2011年底分别增加了近160亿美元和570亿元人民币。
——我国在国际金融格局中的地位加速提升
目前，我国正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各项改革措施不仅能够使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国内经济发展需要，而且将进一步提高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并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从而推动国际金融多极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对策建议
——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改革开放
金融改革开放不应因外部金融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挑战而停步。其重点既包括继续推动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改革，如提高利率市场化水平，完善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推进金融机构的商业化等；又包括大幅扩大金融领域的对内对外开放，如降低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建立有利于金融创新的制度环境，持续提升资本项目的开放水平等。
——加强金融领域对内对外监管水平
加强金融监管改革是未来全球金融领域的一大趋势。当前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明显的趋同性：一是限制大型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二是解决“大而不能倒”问题，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三是提高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四是加强中央银行在监管中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在推动上述金融领域改革开放过程中，也必须注重对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此外，密切监控跨境资本流动与汇率变动情况。在出口乏力的形势下，要防止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被动大幅升值，需要视情况调整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管理力度。
——利用好海外融资渠道
在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中，即便是资金最充裕的国家，也需要将综合运用境内外资金作为提升效率的重要手段。当前，不但那些“走出去”的企业需要利用好海外融资来进一步扩大境外直接投资规模，尚未“走出去”的企业也可通过海外上市、引入境外战略合作伙伴等手段提高对海外融资的使用。有关部门可通过提供海外融资信息、加强国际金融规则方面的教育培训等方式，帮助企业提升综合运用境内外资金的能力。
——密切关注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
首先，要防止输入性通货膨胀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国内在扩大进口平衡国际收支的同时，可以利用国家战略物资储备调节机制、国内价格稳定机制等手段降低输入性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
其次，要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通货膨胀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冲击。针对欧美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对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稳定的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尤其是考虑到全球性通货膨胀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冲击大于发达经济体，在合作中应呼吁发达经济体在稳定全球物价水平方面承担更多责任。
——积极推动和加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的国际合作
虽然国际货币体系由中心国家主导，但广泛的国际协作必不可少。我国可利用对国际货币体系影响力的提升，积极推动以下三个方面的国际合作：一是支持国际货币向以美元为主的多元化方向发展。我国可按“相机抉择”原则，稳步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既是这一趋势的主要内容，也是我国积极参与更加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建设的主动选择。二是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支持汇率的有序变动。三是支持“集体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降低“自我保险”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