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为促进食品安全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颁布《食品安全法》、成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建立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和地方积极开展专项整治，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实行产业整顿振兴计划，初步构建了市场准入许可、新品种安全评估、出厂强制检验、日常抽检、风险监测等制度。
　　但我们也要看到，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有几方面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分布形态呈现垂直化倾向。从规律看，监管对象和出现的问题一般是扁平化分布，但我们的监管体制是垂直化分布，甚至是“倒三角形”分布，即越往基层，人、财、物配置越少。二是由于分段监管体制尚不完善，导致监管责任泛化的倾向。在日常监管中，由于监管职能分治、“九龙治水”责任边界不清，对显而易见的监管死角或盲区，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在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由于责任泛化，责任追究指向不集中，通常都是通过扩大处理面来实现责任追究，从而减弱了责任追究制的效果。三是食品安全监管的自律机制缺失。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本应是自律系统和他律系统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的体系，而且是自律优先的体系。事实上，我们的自律机制很不健全，已有的自律机制也常常形同虚设。因此，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非常有必要在政府他律机制之外，有效建立一个社会性的自律机制，形成他律机制和自律机制相配套的双约束机制。
　　为应对食品安全面临的挑战，各国政府，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进行了不断探索。如，欧盟赋予企业在食品安全保障方面更大的责任，将食品安全的责任转移到企业。欧盟《食品安全基本法》指出，针对供应食品并确保食品的安全性，食品业经营者必须设计一个安全体系。又如，美国则通过“多中心治理”解决公共事务治理困境，同时还有“社会自主治理”的操作性微观规制。就是通过社群组织自发、有序地形成多中心自主治理结构，解决公共事务治理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保证系统持久、健康发展。
　　食品安全事故频发，表面上看是部分生产者职业道德的沦丧和行业监管缺失；深层次看，则与相关领域的制度标准、法律法规以及检测监管没有跟上有关。行政力量加强监管、行业协会强调自律、生产企业加紧自查，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因此，首先必须进一步完善职权清晰、制度完善、支撑有力、约束有效的监管体系。使监管部门主动监管、能够监管、不敢不管。要逐项划清监管分工和要求，促进各部门、各环节监管措施有效衔接，形成监管合力，堵塞监管漏洞，提高综合监管水平。要加强监管队伍和装备建设，推进省、市、县三级监管队伍标准化，配备必需的快检设备、现场调查取证设备等。
　　其次，强化行业自律机制建设。一是去行政化。真正把行业协会办成行业、企业和从业者的自治、自理、自律性组织。二是小型化。坚持就近就便、社区化、微观化原则，以人数和户数适中、便于管理协调服务为条件，形成分治性组织布局。三是多中心化。组成形式多样的小型自治、自理、自律联合体，相对独立、自成体系、互不隶属，实现自主有效的微观管理。四是实体化。赋予行业协会实体化的责、权、利，使其管理有权力，服务有手段，工作有权威。如政府可以赋予行业组织申请从业的准入权，作为工商登记的前置条件。
　　最后，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本，最终还要充分发挥企业在食品安全规制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加快推进企业自主规制体系建设。企业是食品的生产经营主体，也是食品安全的责任主体。食品安全，既是消费者的“生命线”，也应成为食品企业的“生命线”。因而，每个食品企业都应当好第一责任人。必须树立以质取胜、安全第一的理念，坚持诚信为本，自觉守法经营。同时规范生产经营活动，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如生产经营过程记录制度、出厂强制检验、索证索票制度、从业人员培训和健康管理制度、不合格食品召回和下架退市制度等，规模以上企业还要设置食品安全管理机构。一是严格市场准入。目前国家已制定食品生产、销售、餐饮服务三类许可审查制度，近两年清理整顿了一大批企业。今后应继续严格行政许可，严把市场准入关，防止不具备食品安全保障条件的企业进入。同时适度提高门槛，强化证后监管，稳步提升食品企业素质，从源头上减少食品安全隐患。二是建立追溯制度。为食品配备“身份证”，记录“前世今生”，是实现全程监管的基础性工作。从2010年开始，商务部试点肉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初步建立中央和城市两级追溯管理平台。应进一步完善食品追溯体系，既延长追溯环节，从流通延伸到生产、加工环节；又拓宽追溯领域，从肉菜延伸到食品主要品种，做到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跟踪、责任可追究。三是完善信用体系。全面建立各类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信用档案，建立诚信信息共享机制和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完善激励约束政策，使失信者“一处失信、寸步难行”。
　　与此同时，还要努力推动食品安全领域国家标准接轨国际标准，避免出口企业执行标准高于国内企业执行标准的情况。只有这样，也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国家标准高于行业标准、行业标准高于企业标准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