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该报告反映出农民工现状的一些突出矛盾：一是农民工收入增长有限。2012年末，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2290元，同比增长11.8%，但增幅回落9.4个百分点。二是年轻人占比下降。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逐年下降，由2008年的70%降到2012年的59.3%，农民工平均年龄由34岁上升到37.3岁。
　　农民工收入和结构的变化，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持续改善农民工就业状况，一直是中国建设民生社会的要务。不过，中国经济下行环境下，消除农民工“工作贫困”现象，已心有余力不足。中国由外需制造业向内需服务业的转型，短期内也不能使农民工直接受益。如去年农民工收入最低的服务业，月均收入分别为2058元。
　　低收入的农民工为城市底层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农民工群体游离于城市边缘，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呈现出一种“城市化虚幻”现象，主要表现在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农民工子女在受教育过程中遇到不平等对待、农民工缺乏城市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等，加之发达地区社会关系、社会环境、文化和技术等更加难以逾越，农民工回流中西部地区的态势逐步显现。2012年，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比提高0.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部分“农二代”甚至直接退出劳动力供给，沦为城乡流民。
　　在中国经济步入转型的关键时期，上述问题的治理思路应由一般意义的增收向更具深远意义的增进综合福利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由于特殊的二元经济制度以及其他因素的制约，他们并未像西方国家那样，经历从职业和身份上实行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而是走上了由农民到农民工、再到市民的“中国路径”。同时，由于住房等生活成本高企，在东部发达地区等，农民工转为市民的时间窗口几乎消失，近乎无解。
　　当下，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农民工向中西部回流，契合这一趋势，使城镇化成为以增量改革推动存量变革方式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路径，而新型城镇化的突破口在于推进农民工合理、有序的市民化进程。这客观上要求“循序渐进”地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具备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城镇体系，优化质量较高的产业体系，创新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与户籍制度等，以及“平行推进”制度创新的相互协调与政策衔接等。
　　“农二代”是中国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城市和回归乡村，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农民工在“亦工亦农”的尴尬身份下面临进城困难，回乡无途的困境，即总体上他们进城遭到拒绝，同时他们拒绝回归乡土，即“双重拒绝困境”。
　　因此，通过城镇化，加快制度创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定居、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采取双向导流为主最终合二为一的方案，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路径，即农村（农民）→城市（市民）→居民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