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智慧城市”是一个热词，目前我国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城市总数已接近300个。中国工程院在2010年就对智慧城市进行研究，2012年启动了“中国智能城市建设与推进战略研究”这一重大咨询项目。请问，从“智慧城市”到“智能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过程？
潘云鹤：“智慧城市”的建设更准确地表述应该是“城市的智能化发展”。智慧城市的概念是由美国IBM公司在2008年提出的，英文为“Smart
city”。“smart”一词，本意是机灵的、聪明的，而对应“智慧”一词的英文应该是“wisdom”。通过调研分析，中国很多城市近年来智能化发展的规划与实践，远远比欧美的“Smart
city”内涵广阔得多，且是一种深谋远虑的计划。因此，“Smart”一词不妥。我们建议重新定义，提出了“智能城市”的概念，即“Intelligent
city”。经过与中央部委、地方政府以及参与课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大量的交流和座谈，大部分官员和学者对于“智慧城市”的理解已经都向更宽泛的视野聚集。大家认为，“智能城市”的中国定义，已经完全不同于最初的“Smart
city”。IBM想做的是smart的IT系统，而我们要建的是智能化的城市。对于带有农村的中国广大城市而言，建设“智能城市”就是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有机融合发展。因此，“智能城市”更适合表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智能化发展。
记者：这就是说，我们提出的“智能城市”，与最初的概念有着质与量的不同。
潘云鹤：是的。IBM最初提出“智慧城市”的概念，实际上是想把计算机系统运用到城市的管理过程中，比如智能医疗系统等。对“智慧城市”的理解，欧美跟中国是不同的。
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认为，从现在到2030年影响全世界变化的有13项技术，涵盖4个领域，即信息技术领域、制造业领域、资源与环境领域、医学与健康领域。其中，信息技术领域包含三项技术，第三项就是“智慧城市”技术。在欧美等不少国家看来，“智慧城市”被理解为一种IT技术。该概念在2008年出现后，欧美国家竞相解读和实践，认识和理解在不断聚集，原有的数字城市和城市网络化逐渐向智慧城市这个概念靠拢。两年前，我们和德国工程院交流时，他们提出在“智慧城市”方面进行合作，主要指的是发展智能电网。
为了推进中国城市的智能化建设，近年来一些国内外知名的IT企业为中国地方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然而，在实践过程中，这些“智慧”的方案也暴露出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还是根本性的。比如，IT公司研发的智能系统，缺乏“市长视野”。虽然项目落地了，产品应用了，但结果成为了“孤岛”，或出现了偏差，城市、政府与企业没有实现共赢。如果智慧城市建设缺失“市长视野”，建设目标没有解决城市的主要问题，也没有实现经济发展，那么城市的智能发展等于丢失了灵魂。试想一下，一个深谋远虑的城市，仅仅是一味地使用工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长远规划，经济怎样增长？城市如何建设？居民谈何幸福？
事实上，有专家做过研究，信息化可以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部分问题，而余下的大部分问题则需要通过综合其他技术和顶层设计来解决。
为什么中外理解上有这么大的不同？因为中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欧美国家已经走过了大规模城市化和工业化时代，已不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则同时处于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相融合阶段，需要通过发展产业来引领城镇化的发展。仅从信息化角度解读智慧城市，通过技术和设备层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难以解决中国城市发展的问题。这个客观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智能城市”在我国的发展将会被赋予更加丰富的内涵与实践。因此，中国城市的智能化发展路径必然是独特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出的建设“智能城市”，不仅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集成运用，还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四化融合。城市的智能化发展，实质是让一个城市又好又快地巧妙发展的过程。走向智能化的道路，将意味着城镇化是一种新型的城市化，工业化是一种新型的工业化，而信息化也是一种更加深入的信息化。用通俗的话来讲，所谓的智能城市建设就是要将城镇化的2.0、信息化的2.0和工业化的2.0深度融合，使城市能够集约、绿色、宜人、可持续地发展。
记者：全国这么多城市提出要建设“智能城市”，“智能城市”到底什么样？是不是需要一个评价体系来衡量？
潘云鹤：今年9月，中国工程院将完成中、英、德三语“智能城市评价体系（草案）”的国际交流稿，届时进行国际交流。
如何把我们对中国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智能化发展道路，是一项紧要任务。中国工程院在2012年启动了“中国智能城市建设与推进战略研究”这一重大咨询项目，专门研究中国特色智能城市建设的路径。自此以来，很多城市领导者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希望投身到智能城市建设的研究和实践中来。在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以及中国工程院的努力下，中国工程院融合了三方面的研究力量：课题组成员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委，北京、武汉、西安、上海、宁波等城市，以及中国工程院信息化学部、土木水利建筑学部和能源、环境、管理等学部的30多位院士、100多位专家组成。项目分成了12个课题组，有的研究智能交通，有的研究智能家居，有的研究智能产业，还有的研究智能空间布局等。另外还有一个综合组，把12个组的内容综合起来形成我们对智能城市的总体看法及评价指标。由于参与研究的人员涉及各个阶层、各个领域，考虑的方向和研究的内容更加全面、系统、科学，符合中国国情，这样也可以有效地避免信息化手段的局限性问题。
“中国智能城市建设与推进战略研究”这一重大咨询项目也研究了城市智能化发展的评估问题，从200多个待选指标中遴选出30多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最能反映智能城市本质的指标。经过与国外现有的12套智能城市指标体系比对后，最终认为智能城市建设和发展必须要注重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城市基本建设的智能化发展。如城市怎么能够巧妙地发展，街道应该怎么布局，房子应该怎么造，城市应该怎么规划，城市应该发展到多少人口等。现在有些城市道路修到了60米宽，有些地方还计划修到100米宽。这么宽的道路有没有想到人流怎么通过，街区的生活如何便利？第二是城市产业的智能化发展。如什么样的产业最适合于这个城市，最近五年宜发展什么产业，五年以后这些产业可能转向什么样的方向。在一个平均每平方米房价达到2万元、3万元的城市，什么样的产业才能与之匹配。第三是城市信息环境的智能化发展。如5年或者10年内城市应该有多大的宽带，宽带里会传输与承载什么样的内容，应该布哪些传感器，应该有哪些数据能够收集起来，在这个数据基础上怎么能够集成为新的应用系统，让每位居民通过这个系统知道如何在自己生活的城市获得所需要的资源，如找到最合适的医生、小孩能够很好地上学等。第四是城市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发展。如城市如何为居民提供教育学习、交通、政务等方面的高效服务。第五是城市人力资源的智能化发展，即城市居民的知识、能力、素质的提高。一个城市只有把设备的智能和人的智能结合起来才能运行好。在工业化初级阶段我们靠的是人口红利，到了工业化升级换代时期，我们要更多地转向靠知识红利，靠人才红利。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城市本身的智能化发展可以评估，但如对城市排名则需谨慎。不能说一个人均月收入只有3000元的城市，智能化水平一定不如一个人均月收入3500元的城市。智能城市应按区域、基础、体量、阶段的不同而各有特色。
记者：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智能城市”建设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有效手段。请问，在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潘云鹤：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但是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35%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处于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城镇化需要工业化来带动，也会给工业化提供支撑。在未来一段时期，城镇化在我国仍将快速发展。“智能城市”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有效手段，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应特别注重研究用之于避免城镇化的三个陷阱。
第一是贫民区的问题。巴西、墨西哥等国不少城市都落入了这个陷阱。人进城了，而新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城市房价不相适应，结果出现了棚户区。因此，我们要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要研究好城市建设与人口容量的关系，避免出现贫民区。
第二是安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由第一个问题衍生出来的，贫民区不是光靠“造房”能解决的，城市居民数量增加，虽有住房，但收入不足以支撑其在该市生活，或一部分人又失去了原有的工作岗位，且不具备其他生存技能，于是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这种现象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等城市已经出现，并且引起了当地人民的恐慌。
第三是城市病的问题，在建设智能城市的过程中，我们要考虑更多的问题，比如交通拥堵问题、空气清洁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水质保护问题等。高新技术和传统技术的集成融合，为寻找问题的源头，为以新的思路通盘考虑城市的规划提供了可能。
记者：在今年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划定了首批90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现在第二批试点工作也已启动。浙江省今年在全省范围内启动了20个智慧城市建设示范试点项目，遍及智慧健康、智慧旅游、智慧安居、智慧交通等领域，投资将达28.68亿元。地方推进城市智能化建设的积极性很高。
潘云鹤：“智能城市”的建设在我国是自下而上启动的。各地申报试点的积极性很高，据说全国仅在其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智慧城市”的地方就有230多个。为什么从政府到企业、从学界到城市居民对这个话题都非常有兴趣呢？我分析首先是因为“智能城市”是城市建设对接“四化融合”的有效抓手。城市的智能化发展正处于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融合发展的交集上，直接影响到城市建设、经济与生活的质量与效率。建设“智能城市”的过程就是让城市更加巧妙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让中国的主要产业巧妙升级，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巧妙提高的过程。未来，中国智能城市发展的速度与规模有可能超过欧美等发达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智能城市”建设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抓手，具有战略意义。
一些地方政府积极行动，希望通过建设智能城市来探索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比如宁波市、武汉市等。2011年，宁波市对智慧城市的定义是：智慧城市，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汇聚人的智慧，赋予物以智能，使汇集智慧的人和具备智能的物互存互动、互补互促，以实现经济社会活动最优化的城市发展新模式和新形态。
一些中小城镇的智能化建设也很有特点。比如湖南浏阳的柏加镇，把其经营的树木建成一个物联网，同时变成一个花木交易大平台，买卖全国的花木，还建了GRS系统、人口数据系统、地理信息系统。“智能城镇”从主要产业技术的升级着手，带动了柏加镇的发展，使当地尝到智能化甜头。我们认为，这样的模式不仅对花木产业好用，类似的产业同样好用。再比如，在湖南株洲的云龙开发区，我们看到了在使用的智能大楼。该大楼采用了压差式自然通风系统，再加上地热的应用，夏天能够绿色降温，冬天能绿色取暖。能够省掉能源40%，对长江流域的建设极具借鉴意义。
这些地方按照自己的需求，针对城镇发展的主要问题，进行智能化发展，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我们不能停留在外国人提出的“智慧城市”的概念上，也不能停留在浅层次的理念上，我们要的是“升级版”。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由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与特点不同，建设智能城市的基础与特色不同，针对智能城市评价体系，建议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科学地进行自身纵向比较，不必过于进行横向比较，更不要盲目跟风，迷失城市的发展目标和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