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32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发表了题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主题演讲。白重恩说，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间不同的分配比例会带来不同的投资效率，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人口红利，但是从2008年开始，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比重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投资效率的下降，会导致近年的经济增长势头不可持续。为了保证未来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应该降低企业和政府可支配收入在经济中的占比，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有效的办法包括：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加快利率市场化速度、降低社会保险的缴费率、发展服务业、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更加公平的竞争。
谈收入分配问题最终关心的不是收入，而是关心这些收入能做什么。如果有很多收入，但是不能消费，那也没有用。
讲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问题，白重恩首先强调，收入分配有两大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一是居民间的收入分配问题，二是居民、企业与政府三部门间的收入分配问题，他主要谈后一个方面的问题。他说，讲收入分配的问题，很多人关注的是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但是在这里要讲的是收入分配格局问题。
跟收入分配格局有关的第一个概念是要素分配，也就是说国民收入在劳动者报酬与资本报酬，以及生产环节中的净税收这三者之间的分配。
其中，生产环节中的净税收主要包含流转税，比如说增值税，营业税等等，以及企业的车船使用费等等，也就是说在企业生产环节中要缴纳的税收。但不包含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是再分配过程中征的税。这三要素分配和三部门之间分配的关系在于，只有居民才是劳动者，所以所有劳动报酬归居民，生产环节中的净税收归政府，只有资本报酬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进行分配。
比如说企业的收益，除了成本以外剩下来的那一部分，可能要支付银行的利息，然后银行又给储蓄者支付利息，于是企业的资本收入就通过银行向居民做了分配。如果居民买了企业的股票，那么资本的收入也通过分红成为了居民的收入。所以资本报酬的一部分分配给了居民，以利息、分红或者居民本身所得的方式。再比如说个体劳动者所有的资本报酬就都是居民收入。
资本报酬也有一部分归为政府。尤其在中国，有很多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分红除了分给居民以外，央企还要向国资委分红，而给国资委的分红就成为了政府收入的一部分。另外，尽管这种情况不是很多，政府也可能向企业贷款，所以资本报酬也会分给政府。这样，资本报酬在居民、企业与政府之间分配以后，就形成了部门之间的初次分配。
然后再进行再分配，再分配包括居民向政府缴纳的所得税、社保缴费，政府也会向居民这边转移支付，比如说养老保险。如果是低收入的家庭，他获得的低保也是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企业和政府之间也有这样的转移支付关系，政府可能会支持某些企业来进行某些生产活动。比如说政府可能拨一笔资金对企业研发进行支持。
这些税收、社保缴费以及转移支付都进行完了以后，剩下来的各个部门的收入叫各个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包括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以及企业的可支配收入，这就是收入在三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至于经济增长的问题，白重恩认为，首先要区分一组概念，就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他说，发展经济学课本的第一段就解释为什么叫发展经济学，而不叫增长经济学。因为发展不仅仅包含着增长，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比如说教育水平，是不是每个公民都获得了比较好的教育，他不仅现在有比较高的收入，未来也有比较大的获得收入的能力。比如说健康，如果有了很多收入，但是因为环境的原因，因为医疗制度的原因，健康水平很低，也不能说经济发展非常好。
联合国有一个人类发展指数，简称HDI，这里面包含的第一部分是人均收入，第二部分是关于健康水平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第三部分则是关于教育的指标。也就是说，考虑发展问题至少要考虑收入、教育、健康三个方面。其实在发展中，不仅仅要考虑这些问题，还要考虑收入在居民之间的分配是不是比较公平。
但是谈收入分配问题最终关心的不是收入，而是关心这些收入能做什么。如果有很多收入，但是不能消费，那也没有用。所以白重恩特别强调，国民收入增长并不代表居民消费能跟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一样快。中国在2000年至2010年这段时间内，居民消费率有很大幅度的下降，从46%降到34%，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衡量国民收入的增长，而不考虑消费的增长，就不能说经济增长给居民带来了多大的好处。
收入的增长跟消费的增长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又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消费是国民收入(GDP)的一部分，有了国民收入才能有居民收入，居民有了收入才会消费，一般来说是水涨船高的关系。如果为了达到消费的最大化，就要适当的选择投资率。因为经济增长除了取决于消费，还取决于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的效率。
前28年效率的改善特别重要，后面的这几年投资增长的速度更重要。这就很让人担心，这是不可持续的。
白重恩说，政府收入多了以后往往增加政府消费，就是增加政府的非投资性支出。政府的收入多了，但是政府并没有全部拿去投资，那么因为政府投资形成的财富没有居民希望的那么多，居民就还要投资，这是为什么收入分配会影响居民投资的一个因素。然而，居民往往不直接投资，而是通过金融机构，把钱放到企业那，由企业进行投资。政府的投资和居民通过中介来进行的投资，得到的回报一定不一样，这也会影响居民的选择。
企业和居民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多了，企业既不分红，获得的利润也低，于是有很多的议论。因为当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以后，往往企业的支出就增加了，这跟政府消费增加是对应的。企业用自己的钱投资和企业通过银行或者通过资本市场向居民借钱投资，效率也会有差别。有一个自由现金流理论，当企业有很多自由现金流的时候，它不需要找银行借钱，投资不受到市场的约束，效率可能就不会那么高。于是居民也会觉得自己财富不够，需要继续投资来达到一定的要求。
另外，企业和政府之间投资的效率可能也不一样，而且不完全可替代，于是不同的分配也会影响投资和消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尽管政府未来的财富在居民之间怎么分配不确定，但是如果这笔财富政府没有收走，就形成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居民拿去做各种各样的投资，虽然不知道未来的回报确切是多少，但是知道回报一定归自己。
以上这些原因就导致收入在三部门分配会影响居民的消费、投资以及投资的效率。
影响投资率和消费率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收入在企业、居民和政府三部门之间的分配。研究者往往还关心经济增长的动力有多大，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有多强，这个跟效率有关，也跟三部门之间的分配扯上了联系。
关于投资率太高对经济增长可持续的影响，一个比较常见的说法是，政府想拉动经济的增长的速度，但是出口不取决于政府，消费也不能直接干预，政府最容易影响的是投资，所以政府有很强的冲动拉动投资。这就是凯恩斯的理论，但这不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方法。学经济学的都知道，凯恩斯的理论只适用于短期。
以上是对三部门之间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介绍。总结来说：第一个，它会影响需求的结构；第二个，它也会影响投资的效率；第三个，它通过影响需求结构，间接影响效率。下面看一下中国的情况。
白重恩说，在讲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看中国过去增长的来源是什么。除了要素投入的增加，包括人力资源的增长和资本的增长，还有效率的改善。GDP的增长大致可以分解成三个部分，一个是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一个是资本产出比的增长率，资本产出比就是单位GDP所用的资本总量，不是单位GDP投资，因为投资只是资本的一部分，还有资本存量在；第三项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这个非常重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个百分点会带来GDP1.75个百分点的增长，它除了对GDP的增长有直接贡献以外，还可以改善投资的效率，通过投资间接拉动增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增长的情况大致可以分成两段，一个是2007年之前，一个是2008年及之后。1979年到2007年，中国以不变价计算的GDP增长率平均每年是9.8%，2008年到2011年是9.7%，基本上没有变，但是增长的来源非常不一样。前28年间人力资本增长速度比较快，平均每年2.7个百分点，后面的4年速度减慢了，只有1.8个百分点，这之间差0.9个百分点。前28年间，资本产出比基本上每年以0.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它带来的GDP增长也差不多是0.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9.8%的GDP增长率中只有0.2%是来自资本的深化，也就是每个单位GDP所用的资本量，所以这个不重要。可是2008到2011年之间就很不一样了，资本产出比以每年5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带来的GDP增长是3.8个百分点。与之相应的是，1979年到2007年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每年是3.8个百分点，带来GDP增长是6.7个百分点。后4年全要素增长是2.2个百分点，带来GDP的增长是3.9个百分点。
这也就是说，前28年效率的改善特别重要，后面的这几年投资增长的速度更重要。这就很让人担心，因为要求单位GDP的资本使用量每年以5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最后就没有消费全部是投资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这是不可持续的。
要想改善中国国民的福利，让消费的比重更大，要想让经济再持续地增长，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让居民可支配收入占的比重变得更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过去几年，中国单位GDP的资本总量上升很快。除了中国以外，2009年全世界20个最大经济体的平均投资率比中国少一半，中国是48%，那20个经济体的投资率大概是23%左右。从回报率上看，白重恩测算，调整价格、税收、折旧以后，中国实质的平均投资净回报率1993年是15.7%，2010年的时候是5.1%，趋势至少不令人乐观。两方面迹象都显示，中国的投资率过高了。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储蓄率更高，大概达到了50%。从经济的结构来看，投资率这么高可能跟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关，这是当前需要考虑的问题。
全要素生产率也是前一段时间很好，但是2008年以后这4年不好。原因大致分三类，一类叫制度红利，一类叫城市化红利，或者是经济转型红利，还有一类叫追赶者红利。展望未来，制度红利还在，还会持续，城市化红利也还会有，但是城市化从数量上会减弱，速度一定是减慢的，当然质量可能改善。追赶者红利也还有，中国经济的发展离发达国家距离还很远，而且有更有利的地方，就是因为教育的改善，中国人学习的能力在增强。30年前能够直接跟世界上最领先的科学家、工程师交流的人非常少，现在随便抓都能抓到很多人。但不利的是，30年前中国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那个时候可以向日本、韩国学习，搞外向型经济，现在不能再这么做了，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大到了足以影响国际商品价格的程度。所以追赶者红利也有危险，中国除了需要向别人学习以外，还得自己创新。好消息是，跟30年前比，现在中国的创新能力是大大加强了，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潜在亮点。在自己创新的过程中，大国就不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个红利。还有就是，如果中国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可能带来效率的改善，这也属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范畴。
下面看一下中国的收入分配情况，因为上面讲了，增长和收入分配有关系，如果居民收入太少，投资率就会太高，影响效率。消费率比较低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社保不很令人满意，比如说房价很贵，比如说收入分配不均程度比较高，穷人储蓄率比较少，富人储蓄率比较高。但是这些理论都是关于居民储蓄的，数据显示，其实居民的储蓄率非常稳定。储蓄率高的主要原因不是居民储蓄多了，而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多了。所以要想改善中国国民的福利，让消费的比重更大，要想让经济再持续地增长，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让居民可支配收入占的比重变得更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要想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就要知道它过去为什么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包含劳动者报酬、财产性收入、从政府那拿到的转移支付，但是在中国劳动者报酬占的比重在下降，居民财产性占的比重也在下降，那么就要进一步问，是什么造成了它们的下降。
第一个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农业占GDP的比重逐渐降低，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逐渐上升，是造成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据测算，劳动者报酬占比的下降，61%来自产业结构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型，30%左右来自于工业内部的变化，还有9%左右是其它因素造成的。农业中用的资本比较少，而且统计上没有把土地的租金给单独核算，全算入了劳动者报酬，所以农业中的劳动者报酬占的比重比较高。但是这个不能改变。
工业内部的变化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国有经济的改制。以前国有企业里面的剩余劳动力多，所以国有企业劳动者报酬占的更高，现在相对低一点。另外国有企业劳动者报酬占比也高于非国有企业的劳动者报酬占比，随着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份额越来越小，它整体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也就在下降。这两个原因不应该改变，不能说为了增加劳动者报酬占比，就让国有企业多留剩余劳动力。但是另一个原因可以改变，就是工业部门市场垄断势力增强。当市场的垄断势力加强，垄断收入作为资本收入的一部分所占的比重就加大了，劳动者收入占的比重就会下降。
问题在于，除了还有10%没有被解释的以外，这三个解释因素的比重是60%，20%，10%。也就是说，尽管垄断势力增加是一个因素，但是它占的比重只有十分之一而已。此外，有人提出可以通过增加工资来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但是高工资的话就业增长的速度就会减慢，可能工资提高的速度要快于就业下降的速度，可能两者抵消。
降低企业和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可行的办法除了上面说的改善竞争环境，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更加公平的竞争以外还有四项，现在政府也在做。一个是通过增加企业分红，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一个是加快利率市场化的速度，尤其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速度，不久前发布的收入分配改革的指导意见里面也强调了这两点；另一个是关于社会保险的，要增加国企分红，降低社保缴费率，提高社保基金的投资回报率；最后，发展服务业，因为服务业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比高于制造业。
问：白老师，您好。您说到有深层次的东西跟经济发展有关系，能不能具体谈一谈？
白重恩：这个就很多了。刚才我试图讲一些，比如说市场的运行是不是有效。至少我们劳动力的市场除了城乡分割之外，基本上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的资本市场效率还是很有问题的，在配置资本的时候，不同的企业受到的待遇差别非常大。我们都知道国有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相对比较容易。如果有一些企业获得资金比较容易，另一些企业获得资金比较难，必然会影响效率。这是资本市场。再向下问，为什么国有企业获得资金的能力比较强，那就是另外的问题。再问深一层次的问题，国有企业在市场中到底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国有企业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是跟私有企业竞争，还是说国有企业有其它的功能。如果有其它的功能，怎么样让国有企业更好发挥他们的功能。如果说国有企业只是在市场中跟非国有企业抢资源，又不发挥它应有的功能，自然就不对了。再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线怎么划，到底什么样的部门应该有国有企业，什么样的部门不应该有国有企业。你划了线之后能不能实现，这就是更深一层次的问题了，我们的体制是不是能使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这条线划得非常合理。
问：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对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白重恩：我非常同意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我甚至想说改革是唯一的红利。比如说城镇化，其实城镇化后面就是改革的问题，就是怎么让城镇化真正起到促进效率的作用。如果没有进一步改革的话，城镇化的程度要加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有很多人做了各种各样的调查，发现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之下，农村的人已经很少有人能出来了。所以如果不继续改革的话，城镇化的过程会停止。刚才我们讲追赶者红利，追赶者红利中要创新，但是我们创新的制度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创新资金的分配和管理，到底谁来创新，是政府主导的创新，还是企业主导的创新等等。要想实现这个红利的话，必须要进一步改革。刚才说我们向别人学习的能力渐强了，这个能力能不能转变成生产力，这个跟开放改革也有关系。我觉得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一点不为过，甚至改革是唯一的红利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尽管不是百分之百的严格，但是为了强调它的作用，我愿意说这种不严格的话。
问：2011年开始我国GDP连续七个季度的下降。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怎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白重恩：关于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比较认同的一个说法就是：经济发展前一个阶段的政策在前一阶段很有效，比如说我们政府对国有企业做的事，还有很多其它的制度安排，在过去30年都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当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已经慢慢失去了以后，你还继续坚持它，把一个有用的东西用过头了，在它已经失去了作用以后还不放弃它，这就形成了陷阱。刚才提到改革的红利，我们要找出来过去行之有效的方法，哪些还有效，哪些不再有效了，我觉得这是挺难的事。人们总认为过去成功的手段应该继续坚持，我觉得这是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危险。
白重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雷德曼讲席教授、副院长、经济系主任。
于中国科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分别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和哈佛大学获得数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波士顿学院和香港大学。主要学术兼职包括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密西根大学WilliamDavidson研究所及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中心研究员。
研究领域包括制度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公司治理、发展与转轨经济学等。先后担任国际期刊《比较经济学杂志》、《世界银行经济评论》和《中国经济评论》的编委，清华大学《经济学报》的联执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