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08年国家确立18亿亩耕地红线之后，2012年2月国家确立用水总量、用水效率、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水红线。近期，多个城市多次出现严重雾霾天气，大气质量受到社会高度关注。这些因素对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来越突出。破解这些红线约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土地、劳动力、资本、经济全球化等支撑。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的红线约束。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多经历过红线约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当前我国面临的红线约束具有新的特点。
　　红线约束叠加性。发达国家早期发展中面临的红线约束是依次出现的，如英国首先遭遇纺织业发展带来的土地污染，然后是工业化带来的河流污染、大气污染。这样，英国就可以依次破解这些约束。特别是1952年发生伦敦毒雾事件时，英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具有破解污染约束的物质和社会基础。但我国的地、水、气约束以及其他风险约束几乎是同时出现的，红线约束呈现累计叠加的特征。
　　红线约束多重性。发达国家遇到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矛盾约束发生于现代化的不同阶段。我国除了同时面临地、水、气等显性的、现实的红线约束，还面临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带来的人力资源约束、社会发展进入矛盾多发期带来的社会约束等诸多隐形的、潜在的约束，同时缓解这些约束无疑具有巨大的挑战性。
　　红线约束的刚性。发达国家遇到红线约束时，可以利用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先行地位或国际产业链中的高端地位向国外转移污染产业，消解自身红线约束。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走这种道路，因此我国面临的红线约束具有刚性。
　　破解红线约束的紧迫性。当前在我国，红线约束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叠加。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加快发展，而加快发展又面临红线约束。如果不加紧破解红线约束，就有可能加大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破解乃至消除红线约束，根本是靠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关键是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具体来讲，一是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式，缓解生态环境约束，扩大支撑发展的生态空间。二是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方式，加快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开放创新，释放新的科技红利、改革红利、开放红利。三是形成内需拉动发展方式，特别是加快城镇化和国内市场培育，释放新的内需红利和国内市场红利。四是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方式，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释放新的区域红利。五是形成包容性发展方式，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释放新的社会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