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中国当前顺差较大、以工业制品为主的经贸结构，必然存在巨大的“内涵能源”出口，也必然带来较大的环境代价。所谓“内涵能源”，是指产品上游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所消耗的总能源。据2007年由英国政府资助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IEA等机构的估计和测算，中国每年净出口产品排放的CO2超过10亿吨，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及产生的温室气体中，至少有1／4是由出口产品造成的。出口工业制品的加工过程不仅消耗了我国大量的能源、资源，而且由于技术门槛和环境标准较低，还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如此巨大的 “内涵能源”出口和环境代价是由我国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的贸易结构决定的。在现阶段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多数发达国家已进入知识经济或服务经济时期。为了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处于“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的高耗能、高排放部门如电力、钢铁、建材和化工等行业将面临强制性的减排要求。它们一方面会挖掘自身的节能潜力，进行技术更新和改造，而另一方面会向海外开拓市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外购”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增加企业利润，弥补因为在国内履约而造成的损失。在新一轮国际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中国承接了相当一部分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产业，中国的出口商品多数技术含量较低、附加值较小、高度依赖于原料加工，不仅消耗了中国大量的一次性能源、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而且是造成高碳低能效的生产模式和居高不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发达国家一方面利用中国发展经济迫切需要外部市场和外来资本、对环境标准要求较低的现实需求来转移高能耗产业，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强调节能减排的国际责任，施加减排压力。中国如何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针对外贸结构造成的减排压力方面获得国际认同以及争取相应补偿或优惠条款，同时提高引进外资的低碳标准与环境标准，减少产品出口带来的巨大“内涵能源”出口和环境代价，将成为中国应对生态文明发展要求的一大考验。
　　以生态文明发展为目标进行贸易结构调整首先要把好“入口”关。改变以往不计代价、千方百计、全民动员进行招商引资的思维模式，对资源和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可能性高、产品附加值低的项目和订单坚决说“不”。提高外商投资项目和贸易项目的环境标准，引导贸易结构向现代服务业、高科技产业、绿色低碳产业转变。
　　加强环境规制也是改变贸易结构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很多人担心加强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成本、降低外商投资意愿、影响本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事实上，学界在环境规制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方面做了大量研究，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证明环境规制对个别污染密集型商品的比较优势确实有一定影响，但在大多数商品领域影响并不明显，甚至由于环境规制压力的存在，商品环保性指标得到较大提升，更加符合北美、欧盟等区域的环境标准，反而增强了我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对企业而言，从短期来看，环境规制会提高企业在设备、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但从长期来看，则会提高技术水平、提高设备水平、提高人力资源素质等，更重要的是适度的环境规制能激发“创新补偿”效应，不仅能弥补企业的“遵循成本”，还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
　　此外，发达国家产业服务化导致的“排放问题扩散”需要一种协调机制，由环境倾销、排放输出形成的“转移排放”需要发达国家以“虚拟排放”的形式予以确认和赎回。一是可以征收环境关税，通过引入外部社会成本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以关税的形式把环境费用有效地分摊给污染的实际造成者，使得环境费用在商品中内在化地体现。二是在商品和订单的价格谈判中考虑资源和环境成本，以提高商品和订单价格的形式对贸易造成的资源损耗和环境代价予以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