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在经历了漫长的煎熬之后，倪海清等来了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法院的一审判决：倪海清因生产、销售假药罪一审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然而，在倪海清假药案中，检察院的指控始终未能提供因此药直接或间接造成危害后果的病例，反而有不少癌症病人要求出庭证明该假药有疗效。
　　表面上讲，法院的判决并没有错。生产、销售假药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规，生产、销售假药的行为。根据《药品管理法》的规定，依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的药品应按假药论处。倪海清研制的药品，并没有经过药监部门的批准而擅自出售，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如此看来，法院的判决并没有错。
　　这么说，是法律出现了问题？其实也很难这样说。原来的法律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罪要“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让许多没有经过批准，根本没有任何疗效的药品受不到查处，耽误病人的治疗，民众意见很大。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假药罪作出了修改，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删去，侵犯的犯罪客体从“人的身体健康权利”变成了“国家对药品的管理制度”，该罪因此从结果犯变成了行为犯，即只要实施了该行为，即使没有严重危害健康也构成犯罪。如此，就加大了对各种假药的打击力度。现在如果让生产、销售假药罪回归刑法修正案前的规定，恐怕多数人不答应。
　　然而，根据倪海清在法庭上的供述，迄今大约“救治”了数百个晚期癌症病人，这里面，甚至还包括他自己，因为他也患过肾癌晚期。不仅如此，开庭当天，有10位患者及家属来到法庭愿意作证，他们当中有患白血病的，还有鼻咽癌、宫颈腺癌、胃癌、肠癌、肺癌、肝癌等不同病症。这些病人的家属甚至曾多次到婺城区公安局、金华市信访局以及政府其他部门，请求放一点药出来给他们“救命”。情与法的冲突就这样突兀地摆在我们面前。
　　其实，从法律上讲，法律虽然是刚性的，却并非不能容纳“情理”，关键仍在于执法者对于法律的理解和人性的关怀。如果法院能查明倪海清提供的药品有疗效，能给他人带来益处，完全可以用“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宣告其无罪。
　　当然，我们可能更应当关注类似倪海清一样的“土郎中”的命运，关注那些民间偏方的命运。如果所有的药品都要进行批准才能使用，否则都可能成为犯罪，“土郎中”与民间偏方就陷入了穷途末路。因为，药品管制固然能控制假药，但同样带来官僚与腐败，这足以让许多“土郎中”夭折。例如，倪海清的药要取得合法身份“须经研究、试验、审核等多个程序。一个新药的审批是一个漫长而耗资巨大的过程，从临床前试验到临床试验，从专家评审到管理部门审核批准，耗时长达5年至10年，投入的财力物力则是天文数字”。那么，我们的药品管理部门是否也该反思自己的官僚行为，能否出台一些快速办理机制，让新药出台更快些，因为癌症病人经不起漫长的折腾。
　　再有一个，能否出台一些灵活机制，例如对于一些绝症病人，在药监部门的监督下，在病人及其家属的自愿前提下，允许他们试用那些民间偏方，让民间偏方找到出路，也给癌症病人以最后的希望，让我们的“情法冲突”降低到最低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