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正确的经济思想简单而明晰，可是，只要有关部门继续对它不开窍，那么，错误的政策就会一如既往地花样百出。面对房价的新一轮上涨，北京市终于祭出了计划经济的杀手锏，即价格管制。据说，其他严厉的管制措施也正在酝酿之中。人们可能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可能性，即房地产政策体系将依然维持，下一个十年将是上一个十年的翻版。
　　“改革”叫得山响，但一谈到“攻坚”则颇多踌躇了，这个不清楚，那个没把握。难道是政府官员们不熟悉本职工作吗？这是讲不过去的。左一个课题组，右一个课题组，解决不了基本的政策思路问题。与房地产有关的政策思路，实际上很简单，不过是经济学的ABC，可是只要有关官员继续抱持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沟通起来也就“隔行如隔山”了。
　　“当前的经济减速是主动调控的结果”与“改革需要维持一定的速度”是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但却体现了一个共同特征，即把改革与发展对立起来。要改革，就先把增长速度生硬地降下来，而不是用推出新的改革举措的办法来给经济降温；而当经济因为这些不当的降温方式而面临硬着陆的风险时，再把老的一套捡起来以图“稳增长”，却不思谋用改革的办法来给经济加温。笔者认为，这样做事的人并没有仔细地思考过“改革”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对改革的理解是口号化的。一边讲转变政府职能，一边讲治理过剩产能，这两件相互矛盾的事情居然写在同一份政府文件之中，看来，写文件的人显然并不理解“转变政府职能”是什么意思。
　　“政策配对技术”已经被忘记了。根据不同政策短中长期效果的差异，对之进行灵活的组合与对冲，以便为改革保驾护航；这种技巧曾经在八九十年代得到广泛的运用。有了它，可以说，什么样的改革任务都不必害怕。可是，如今只知道一味地求稳；一有风险便立即退缩和迟延改革，这已经变成了一种思维定式。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当前的经济减速是主动调控的结果”这句话是针对房地产业而讲的。为了阻止房价的上涨，政府实行了限购；为了防止多占耕地，政府又划出了耕地红线；作为这一切的总结果，建筑材料以及其他相关行业变得萧条了，于是，政府又开始治理过剩产能。以上各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总结为：不让买房子，不让造房子，不让生产建筑材料，不让转让房子；然后，又要在这些“不让”之下再来“保增长”。这就是当前经济政策的“体系”。单看其中一个方面，似乎都有点儿道理；把各方面拼在一起，其荒谬性也就暴露出来了。
　　农村被隔绝在房地产业之外。几十年前，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搞了合作化，土地都归公了；如今，当城市化的进程要求农村的土地制度有所改变的时候，政府却沉默了。干部们对此噤若寒蝉，不置一词，自己被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吓倒了，真不知道当年搞合作化的“气魄”到哪里去了？
　　年轻人中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当年的“大跃进”与如今的房地产业之间具有怎样的密切关系。“大跃进”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了大饥荒，而大饥荒在中国的官民中间造成了深刻的记忆，这种记忆促使人们对于任何缩减耕地的行为都保持高度的警惕。这种警惕心被视作正义的化身，因此，对土地红线的设定与维护就获得了超越于经济核算的正当性；它是理直气壮的，是头脑清醒的表现。然而，无可置疑的经济分析表明，结论恰恰相反，这是不理智的，是头脑昏聩的产物。这是大跃进的大报复，是中国人的自虐行为。没有大跃进，很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耕地红线政策。
　　在土地供应的严格控制之下，房价高涨，政府官员们也被自己制造出来的假象吓倒了，他们误以为，一旦放开土地供应，全国的耕地就会迅速被开发商吃光，中国人就要饿肚子了。当局部地方因为土地供应增加而出现房价暴跌时，他们又再一次被吓倒，以为放开了土地供应，中国就会爆发金融危机。如今的房地产政策便在自己给自己制造的这两种错觉之间徘徊着，颤栗着，痛苦着。
　　数月之前，北京市政府还在言之凿凿地宣布：为了“稳定市场预期”，决定推迟十块土地的上市。不知道这些官员们有没有认识到，如今迫不得已的价格管制与类似的政策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更有甚者，北京市政府目前正在强力实施对所谓“违章建筑”的拆除工作。“违章建筑”违的是什么章呢？不过是不合理的土地管理政策而已。房价如此之高，老百姓难免要搞点儿“违建”，强行取缔不是正确的、人道的解决办法。要取消“违建”，请先提供合规的、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的房子。说“违建不安全”，不过是一个借口。临时建筑固然不如高楼大厦那么坚固，但是，笔者也绝不认为，搞“违建”的人是企图变相自杀。一系列的事件表明，经济政策出了大问题，这个城市的管理者已经基本上丧失了理智。北京的房价领涨全国，不过是这一系列错误政策的必然后果而已。
　　再来说说保障房。在房价泡沫治理无望的情况下，保障房的推出，显然是为了安抚所谓“体制内的人”，以免他们对政府不满。所以，保障房首先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它耗费了政府财力，使政府背上了一个永久性的大包袱。保障房的建设规模很大，但却没有起到增加市场供应的作用；恰恰相反，由于保障房占用了土地，政府因此缩减了商品房的土地供应。由于在小城市征地比较容易，成本较低，地方政府便选择在小城市大造保障房，以便凑足上级下达的建设指标，而大城市的保障房建设却相对不足。这就是为什么本轮房市行情走势分化的原因。决策者再一次被自己粗放的数字化管理所蒙蔽了。
　　笔者建议，应这样一条明确的准则，即政府永久性地放弃对市场供求关系进行主动判断的职责。任何商品与服务，政府在原则上都不考虑其供应过剩或不足的问题，而把这种判断完全交给市场。即使由此引起了某些短期的失调，政府也应予以容忍，以便市场自身重新恢复平衡。土地供应亦应如此。政府只是根据某种明确制定并公布的公式、算法或模式来供应土地；可以同时要求限时开发，但不直接作任何数量上的判断。假如这一点能够做到，将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