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比2012年增加19万，但对近500家用人单位的统计表明，今年计划招聘岗位数同比平均降幅约为15%。经济增长放缓，毕业生总量增加，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重重压力下，社会就业体系能否做到机会公平极为重要。
　　正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张翼指出的，“中国梦有很多种梦，但是对于个人来说，他的梦想第一个是教育的公平，第二个就是初次就业的起点公平。”继高考“鲤鱼跳龙门”之后，就业是大学生们迎来的又一个重要拐点，也是阶层分化的关键分水岭。实现就业的难度有多大，维护公平的难度就有多大。因为是“最难就业年”，权贵子弟的优势愈发明显，可以依靠父辈的资源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抢先上岸；因为是“最难就业年”，用人单位就能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在人才市场上颐指气使，挑肥拣瘦……这些都对社会提出严峻考验。
　　其一，应关口前移，铲除“拼爹”土壤。最近，某些年轻官员“火箭提拔”成为公众关注焦点，是暗箱操作、萝卜招聘使得他们能顺利踏上仕途并青云直上。以往，这种丑闻大多是网友曝光、媒体跟进，有关部门再介入查处，不仅存在偶发性，也往往已经造成恶劣影响。有关部门应该加大监管，从招录程序、信息公开、接受监督等层面，铲除“拼爹”土壤。一些地方采取面试直播的方式让社会监督，值得借鉴推广。
　　其二，应禁设门槛，消除制度歧视。教育部日前下发通知，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这一破除“院校门槛”之举赢得社会好评。不过，对于毕业生来说，还有年龄、性别、户籍、身体特征等一道道就业门槛，在反就业歧视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可以联合出台规定，规范各种限制条件，厘清禁止设置的“限制性条款”。
　　其三，应举证倒置，遏制隐性歧视。随着法律完善健全，执法力度加大，显性歧视已大大收敛，转而以隐性方式继续存在。比如，有的单位在招聘时要求女性求职者承诺几年内不结婚生育，有的则通过面试、体检等环节，把乙肝病毒携带者、外地户籍人员排除在外。隐性歧视让求职者防不胜防，也增加了有关部门的监管难度。对此，有必要引入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如果用人单位不能证明自己行为不构成就业歧视，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我们无法承诺每个大学生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但必须给他们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机会，才能“万类霜天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