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印度这样的穷国，用美国的话说，增长应该是“易如反掌”的。基本上，这事关乎公共品供给：良好的治理、生命和财产安全、公路、桥梁、港口和电站等基础设施，以及获得教育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权利。与其他同等水平穷国不同的是，印度已拥有了强大的创业家阶层，规模大、教育程度高的中产阶级，以及一大批可以动员起来提供这些公共品的世界级公司。
　　那么，为何印度GDP增长率显得如此之慢，年增长率从2010~2011年的10%降低到了今天的5%？2002~2012年这样年增长率近8%的年代只是个例外吗？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在过去两年中出现了两个重要因素。
　　首先，印度或许没有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两年的快速增长做好充分准备。比如，新工厂和矿山要求土地。但土地通常为小农或部落群体所有，他们既没有明晰的权利，也没有信息和能力与开发商和公司兼并方平等地做交易。毫不奇怪，农民和部落群体通常自认为被精明的买家糊弄，后者从他们手中低价获得土地，然后高价转手。而穷困农民所获得的补偿也确实不多；在卖掉它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后，拜开发所赐，他们要面临本地生活成本激增的局面。
　　简而言之，强劲的增长考验着经济制度的应对力，而印度制度的这一能力低下。其土地权十分分散，处理土地兼并的法律早已过时，将土地性质变更为工业用地的过程也不透明。
　　印度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当经济制度让穷苦和弱势群体破产时，政治制度要站出来补偿。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不同——它们的农民和部落权利从来不会构成开发的障碍——印度政客和非政府组织会挺身而出。土地兼并变得日益困难。
　　类似的故事在其他方面也存在。比如，政府在配置资源——如采矿权和无线频段方面无法做到透明导致了法院的干预和需求变化。此外，当官僚被诉诸法庭时，他们会发现做决定的好处有限，尽管不作为的坏处很大。由于不再帮助企业的官僚决定着印度繁复的法律，获得许可和批准不再是理所当然之事。
　　总而言之，由于印度现有经济制度无法应对强劲增长，其政治制衡机制开始着眼于防止未来伤害，而增长就放缓了。
　　印度减速的第二个原因来自全球金融危机。许多此前增长强劲的新兴市场国家对危机的反应是注入大量货币和财政刺激。这一度是正确的药方，比如，2010年工业国纷纷复苏。全球新兴市场出现了强劲复苏。
　　但是，和受困于财政、主权债务和银行问题的工业国再次减速一样，新兴市场问题的解决也只是暂时的。为了抵消工业国需求崩溃的冲击，它们实施了内需刺激。但内需对象并非相同的产品，本地需求产品在危机前已经供给不足。最后的结果是过热——资产价格繁荣和通胀席卷各个新兴国家。
　　在印度，疯狂开发开始受到政治反对，投资也开始减速，这让问题更加严重了。由此导致的供给约束恶化了通胀。于是，虽然增长在减速，央行还是提高了利率，以实现需求和供给的再平衡，导致经济进一步减速。
　　为了在短期获得增长，印度必须改善供给，而这意味着从消费转向投资。且这一转向必须通过创造能限制消极政治反应的新的、透明的制度和过程实现。从中期看，必须向笨重繁琐的监管开刀，如此监管导致企业严重依赖于圆滑而合作的官僚。
　　新制度的一个例子是内阁投资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的初衷是促进大型工程的完成。委员会集合了相关重要部门的部长，起到了协调和加快决策的作用，最初的几次会议就批准了数百亿美元的支出项目。
　　除了加大投资，印度需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政府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紧缩自己的预算、减少支出，特别是自由裁量补贴支出。家庭也需要更强的激励增加储蓄。新的固定收益工具，如通胀指数债券，能起到辅助作用。降低通胀率亦然，这能提高银行存款的真实回报。削减政府支出并辅之以收紧货币利率能促进价格稳定。
　　如果一切顺利，印度会在未来几年复苏并回到当前平均8%的增长水平。大量新项目已经开工，它们有助于维持这一增长。比如，规划中的日本合作项目德里-孟买工业走廊投资规模将超过900亿美元，它将德里与孟买港口连起来，总长度1483公里，途径六个邦。该项目包括九个大型工业区、高速货运路线、三个港口、六个机场、六车道高速公路和一个400万千瓦的电站。
　　我们已经可以从印度高速公路系统建设中看到经济活动的巨大提振。连接印度政治和金融首都的德里-孟买工业走廊对就业和增长的提振可能还要大得多。
　　因此印度经济前景是光明的。但如果印度政客只顾政绩，不顾制度建设，那么当前的减速之势可能意味着漫漫熊途。（作者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印度财政部首席经济顾问，著有《断层线：隐藏裂缝如何仍在威胁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