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李克强总理日前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到，“前几天，我看到一个调查材料，企业新上一个项目，要经过27个部门、50多个环节，时间长达6－10个月，这显然会影响企业投资创业的积极性”。李克强还举例说，有些审批事项看起来让人费解，比如对一些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社会投资进行核准、对某些渔船船名进行核定等。
　　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中，一个项目如果要坐6个多月的审批监，黄花菜都凉了。很可能企业决定上马的时候，项目还有很大的盈利空间，市场供求关系还是卖方占优势，但等到项目被批的时候，供求关系就已经逆转，产品已经卖不动了。这个审批成本，决定了不同商业环境下的企业，拥有着不同的竞争力。而且，这个成本跟企业自身的禀赋、企业家素质和技术储备无关，增增减减全在于政府是否致力于打造一个友好型的商业环境。
　　同时还需指出的是，这个审批成本不仅是时间成本，也包括为报审而付出的交通、住宿、材料打印等真金白银的成本,而这些还只是台面上的成本。如果我们的审批部门和审批人员有心寻租的话，这个成本或许还要更高。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更自由、更便捷、更有活力的市场商业环境，要将审批压到最低限度。因为审批不仅对市场效率形成阻碍，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价格信号，同时审批的存在，使得政府部门与企业形成了大量的接触点。如果市场经济的法治性不足够强的话，每一个接触点都意味着有租可寻，都意味着腐败的风险。
　　一个优质的商业环境，当然不仅仅只是涉及到项目审批因素，其还包括企业的开办成本、纳税成本、信贷成本等等。根据世界银行2010年的数据统计，一个中国企业完成所有规定注册程序到合法经营这个过程，需要14道程序，花费38天，相当于人均年收入4.5%的成本，以及筹集相当于人均年收入约1.2倍的初始资金。而在缴税方面，企业则须每年完成7次税收支付，耗时398个小时，总税负达到利润总额的63.5%。相比其他发达经济体完成注册只需数天、没有设立初始资本金门槛，中国显然还有比较大的改善空间。其实，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减负”，从这方面减对财政压力最小，效果却是显著。
　　李克强总理在该会议上指出，要将政府的工作重心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说得是同一个意思，政府的最大作为就是营造一个更为便捷、更为规范的商业环境，让在这个商业环境下的企业，能够获得比其他经济体中的企业更佳的起跑线优势。我们所说的改革红利正是如此。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的黄金发展，原因就在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释放了这种红利，让商业环境变得更富有吸引力和竞争力。我们未来的发展后劲，也取决于我们当前商业环境的优质化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