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在他的新著《邓小平时代》中说，“邓小平接班人面临的挑战”，包括为全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重新划定和坚守自由的界线；遏制腐败；保护环境；维持统治的合法性。尽管与中国官方的话语体系不同，傅高义教授所列举这几点挑战，至今仍然排列在中国决策者目标函数的前几位。
按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说法，从先秦以来中国历史的长周期来看，当下的中国正处于
“历史三峡”之中；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史的变迁来看，当下中国正处于迈向国家制度建设时代的门槛之上。时势造英雄，天降大任于斯人。改革，是进行时，而非过去时。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宏观经济管理的改善、公民社会的建设还是技术创新的激励，改革的目标应该建设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的“强化市场型政府”。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则需要现代国家哲学和制度的建设和创立。
由此可见，中国的挑战，不在经济领域，而在社会和政治领域；不在短期，而在长期。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仍然很大。但是，经济学家早已做过预警：增长未必带来发展。今天的中国，人们对于腐败、环保、自由的关注，丝毫不亚于对经济发展的关注。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的内外环境不同的是，如果我们不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撬动存量，改善分配，优化制度，那么长期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挑战将吞噬之前三十年经济改革的成果，乃至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和权贵资本主义泥沼。社会管理的改善，公民社会的建立，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要做的大事。跛脚的经济发展不仅不利于经济本身，也会让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风险不断积聚。很多经济学家开始更为关注社会问题，原因就在于此。中国的发展问题是太过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能仅仅交给经济学家。
中国的改革，仍需要渐进式地逐步推进，但需要给予民众信心。设立清晰的目标，让民众参与之，汲取民间智慧；公布时间表，让民众期待之，获得广泛支持；明确一揽子改革方案，让民众认同之，争取时间和空间。国情复杂，不允许我们使用“休克疗法”。在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中，要明确“摸着石头过河”的对岸是什么。简政放权，稳增长，推转型，促就业，实现包容性增长。政府集中精力研究和解决中长期问题，从频繁的宏观调控转向可预期的宏观管理，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释放民间活力和创造力。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在进入改革深水区的今天，我们已没有什么现成的实例可以参照，而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将交出怎样的新答卷，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探索新型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
制度重于技术，技术进步促进制度改善。无论是美国的新经济，还是能源（页岩气）革命，都有赖于完善的自由竞争市场体制和彻底的产权保护制度，这是制度重于技术的原因。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是国家放松管制的一个极好的案例。创新需要自由的土壤、竞争的环境和对失败的容忍。移动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产业，它还是一种商业模式、技术形态、基础平台，让市场竞争体制变成了市场竞合体制；它不仅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传统的贸易格局，让不可贸易品变成了可贸易品。技术革命是公平的，它让中国不需要经历“赶超战略”而直接与世界最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技术的进步，改变了传统国家治理的思路和模式，倒逼国家制度建设，以后也将极大推动中国的进步之路。
每一场经济危机的终结，都离不开经济学信条的革新。终结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全球“大萧条”，离不开凯恩斯主义；摆脱“滞胀”，离不开里根经济学；治好“英国病”，也离不开撒切尔主义。同样，中国经济要走出今天的困境，完成转型升级，也必须依靠一种全新的经济学范式。有学人提出了李克强经济学的概念，可能是这种范式的代名词。以笔者的观察，这种全新的经济学范式的核心，不在于强调政府要做什么，而是强调政府不做什么，其基本特征可以概述为放松管制、强化市场、改善供给。
笔者想强调的是，彻底而大规模的经济政策，往往都是在当时甚至以后被世人诟病的，因为这类经济政策往往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笔者的一位英国朋友在听我介绍中国经济和改革之后，问了一个问题：他们做好挨骂的准备了吗？撒切尔夫人当年的私有化改革，面临的政治压力很大，最终还是与阿根廷之间的马岛战争，拯救了撒切尔政府的民望。基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决策者为何一直在强调要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去推动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