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金融风险，除了要看风险可能产生的损失及充抵损失的能力，更要看风险来源于哪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风险产生于经济周期下行和银企信息不对称，银行拨备、资本金和存款保险构成了抵御风险的“三道防线”。理解我国金融风险产生的源头和化解的途径时，不能撇开政府和国有企业，它远远超越了市场机制下的一般原理。
　　改革开放35年来的银行发展，我们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及2008年以来，如此我们可对金融风险的认识更加深刻。
　　我国银行市场化改革整整落后实体经济改革20年，从1978年到上世纪末的20年，商业银行一直充当着承担改革风险和成本的角色。
　　本世纪初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是我国商业银行处理不良资产、股份制改革和全面市场化运营的时期，这一时期银行业利润年均增幅在20%以上，不良贷款率在2005年以来一直保持在一位数。这一时期银行业高成长主要原因有：
　　一是政策性剥离、注资和股改后轻松上阵；二是2001年加入WTO后，我国制造业在国际范围内发挥比较优势，在参与市场化竞争中效率得到提升、规模得到壮大，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不断向好；三是本世纪以来，各类资产、资源价格快速上升，而这些资产和资源基本上都掌握在政府手中。此外，上世纪末国企改革快速推进的红利在本世纪初集中释放也是重要的原因，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在此期间也得到一定优化。总的来说，先前恶化金融生态在这一时期得到部分修复。
　　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一是外需长期回落宣告过去我国制造业繁荣的时代可能将结束。2008年以来，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增幅回落到20%以内，近两年更是只有个位数的增长；二是外需回落主导世界经济进入再平衡，由中国因素驱动的全球资源和资产价格上涨过程也将终结，突出的就是不动产价格下行长周期的开启。在周期下行阶段，我国银行业在快速扩张期间所形成的账面利润能否顺利转化为“结算利润”，关键取决于中国经济能否触底反弹以及企业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目前的共识是，中国经济的症结不仅是周期性问题，更是中国特色的结构性问题（如市场化改革未完成、政府职能的界定和财税体制改革等），中国经济增速“台阶式”下滑将是长期的、必然的，未来将是银行风险逐渐暴露和不良率不断上升的过程。自2011年四季度以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连续6个季度反弹；2013年上市银行一季报和各主要银行披露的年度经营目标显示，未来商业银行净利润增幅将进入个位数时代。
　　更为不可忽视的是，银行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在结构性改革上进展缓慢，并没有构筑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效率提升的坚实环境，而是选择了政府主导的以资本形成为主的投资型内需扩张。
　　一方面，对制造业过剩产能的淘汰不仅因“保增长”而受阻，而且2008年以来制造业出现了加杠杆的趋势；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对于信用资源的占用快速上升。在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末期间，我国银行业风险产生的源头——预算软约束死灰复燃，恶化的金融生态大环境有复生的迹象。一是银行大规模的贷款展期开始出现，特别是针对产能过剩行业、政府基建投资的贷款，新增贷款并非用于实体投资，而是用于维护存量债务的循环，而道理上这些贷款应当尽快清收；二是地方政府大量上马一些可行性非常值得怀疑的项目，并通过项目停顿来绑架银行后续融资，不惜借道高成本的影子银行融资来维系债务偿还，道德风险可见一斑；三是地方融资平台滥用政府隐性担保举债，银行风险有向主权风险转移的趋势，恶化了银行、企业和政府的“逆向选择”风险；四是商业银行有强烈的不肯认定当期风险的倾向，公司治理结构在退步。由于过去银行利润高增长的基数效应、行业竞争和残酷的业绩考核，贷款风险分类主观性强，层级考核中寄希望于在任期间不要出现不良。如果预算软约束回归，想想本世纪初数万亿的不良贷款和高达41%的不良率，目前银行近300%的拨备和超过10%的资本充足率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