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新一期《经济学人》（EIU）发布的《中国海外投资指数》报告预测，2017年中国将成为净对外投资输出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将达1720亿美元，赶超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联想到几年前《经济学人》的一期封面报道，其看好中国ODI并非一时头脑发热。那期封面中的图景是：毛泽东伸出手，手拿着一沓面值100的美元，标题是“China Buy The World”(中国买下世界)。
　　2002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幅高达35%，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排名座次劲升至第三位。ODI连续10年的前行速率，营造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惯性趋势。按商务部确定的“十二五”对外投资目标，到2015年中国ODI将达到1500亿美元。而据高层关于今后5年对外投资规模将达5000亿美元的表态，即使只有五分之一用于ODI，到时ODI规模也将显著超过EIU的预判。
　　高达3.4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既是中国扩张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强大支撑，也构成了增大ODI半径的内生驱动。目前，我国外储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国外债权尤其是美国国债，即对外间接投资（OII），但随着外汇冲销操作规模的急剧上升和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波动，中国持有外储的机会成本和冲销成本显著上升。有关研究表明，过去10年，中国因持有外储而放弃偿还外债、国内投资的年均机会成本分别为129亿美元、1013亿美元，占GDP之比依次为0.34%、2.26%。如再加上美元贬值因素，外储的价值流失非常令人痛心。要屏蔽和降低未来的持债成本与贬值风险，就得寻找外储新的投资替代，即从OII到ODI的投资转换。从2004年至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占中国海外总投资的比重年均为6%，但该比例在2012年已升至10%，这种趋势随着中国外储规模的增长还会进一步强化。
　　进一步分析我国海外投资收益，可使人们更清晰地看到撬动ODI投资量所具备的经济意义。目前我国海外净资产已达1.82万亿美元，但从2004年至今，收益有6年为逆差，去年的逆差规模为-574亿美元。不仅如此，在对外投资中，金融资产投资的贡献率从10年前的年均65%降至目前的30%。我国对外资产绝大部分集中在货币当局和金融机构，分别占65%和12%，其他部门只占23%。而对外负债绝大多数集中在其他部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只占19%。这就意味着尽管我国整体对外净资产为正，但民间部门还是对外净负债，且规模接近1.6万亿美元。因此，调整对外投资结构，加大ODI在整个对外投资中的占比，在增量上更多地藏汇于民从而增大私人部门的对外投资比重，已成外储投资的必选方向，而微观主体激活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本对外输出的放量。
　　未来人民币升值趋势形成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又一内生动力。央行负责人最近公开表示，将考虑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外部牵引力量和内部政策作用的共振将进一步打开人民币升值的空间。战后日本等国的经验表明，本币升值周期是一国对外资本输出最为活跃的时期，尤其是在资本全球化流动不断加速的机制作用下，中国可能获得的对外直接投资机会相比以前会更加宽绰与丰富。
　　受要素资源价格国别竞争程度强化以及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回流”的影响，亢奋伸展多年的中国出口半径开始收敛，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数据时，我国贸易顺差占比已连续两年低于3%的国际公认的贸易失衡边界线。出口情势的日渐式微也倒逼着中国必须加大海外投资的力度。尽管未来在进出口贸易中我国还会获得一定份额的顺差，但无论绝对量还是占比都将继续下降。对冲经常项目顺差萎缩或逆差的最好手段，是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即通过资本项目的顺差达到平衡贸易生态的目的，中国获得的ODI原动力据此将显著加强。
　　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和规模，参与国际化竞争的中国企业将扮演先锋与主力的角色。由于国内要素价格优势渐次消失，更多中国企业不得不出海寻找比较竞争优势，同时通过“绿地投资”、并购等方式拓展海外市场。对此，笔者想起了海尔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的一段形象比喻：“‘走出去’是到国外留学，‘走进去’相当于拿到绿卡，而‘走上去’则是成为当地的名流。”我的理解是，企业“走出去”是向海外出口产品，“走进去”是在海外投资设厂，“走上去”是创建研发中心与技术仓库。显然，已穿越“走出去”长路的中国企业正步入“走进去”和“走上去”的阶段，而伴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生产阵容与能力的形成，声势浩大的中国资本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铿锵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