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7—28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合作举办的
“城镇化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人口城镇化的政策与体制”第7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在海口召开。专家认为，随着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未来5—10年，中国的新型城镇化面临重大机遇、拥有巨大潜力，并将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扮演重要的历史性角色。
初步估算，到202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带来百万亿级别的内需规模，可以保持未来10年中国7％—8％的经济增长。
1．人口城镇化有倍增的巨大空间。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中国的城镇化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优势，就在于虽然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是城镇化率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空间巨大。如果能打破政策与体制掣肘，到203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有望提高到65％—70％的峰值，实现倍增。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中国目前的状态类似日本1973年、韩国1998年以后，开始步入中速增长阶段。但日本、韩国当年的城镇化率大概是75％左右，中国目前只有52％，而且还有超过10％是农村的流动人口，中国城镇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人口城镇化是中国未来10年转型发展的最大潜力。曹远征认为，由于中国的城镇化远未完成，现阶段中国的经济不应该发生减速，或者说减速的速度不应该这么大。在新的阶段，一定要通过改革形成城镇化发展的新的体制机制，释放城镇化的潜力。
迟福林认为，人口城镇化能够有效释放消费潜力并引致相关的投资需求，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初步估算，到202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带来百万亿级别的内需规模，可以保持未来10年中国7％—8％的经济增长。
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认为，让中国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国际竞争力，让13亿中国人都过上现代化的生活，根本解决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唯一办法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它是解决诸多矛盾的一把钥匙。
规模城镇化发展已难以为继，应把人口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落脚点。
1．规模城镇化发展已难以为继。迟福林认为，以往的城镇化由于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直接相关，其规模城镇化的特点比较突出。例如：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做大经济总量和承载投资为主要目标、以土地批租为重要手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规模城镇化的矛盾问题日益凸显：第一，城镇化约束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低成本扩张模式难以为继；第二，全社会对城镇化的需求和期望发生深刻变化，低质量的城镇化难以为继；第三，城镇化的角色发生深刻变化，规模城镇化难以担当。
曹远征认为，目前中国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流动人口尚未实现市民化。由此，制约了服务业和居民消费扩大，也抑制了人力资源投资和产业升级。
2．把人口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落脚点。陈淮认为，人口城镇化的规模、速度、质量决定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模、速度和质量。迟福林认为，一是坚持以人口城镇化带动工业化的转型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由此将形成服务业发展的大环境；二是坚持以人口城镇化带动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不能脱离城镇化进程；三是以人口城镇化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增加。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城镇化应当“以人为本”，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非“造城计划”、“以房为本”，这需要通过完善相关的体制改革才能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认为，高度的城镇化是农村进步的必要条件，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稳定、政治民主的重要基础。因此，以高度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十分必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认为，新型城镇化与农村就地现代化，是中国持续发展强劲动力的两级，这两者不可偏废。
3．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要有路线图、时间表。迟福林提出，考虑到10年后中国的发展前景，人口城镇化率的合理区间应不低于50％。未来10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的年均增长率应为1．5个百分点左右，争取到2020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四川大学教授邓玲认为，城镇化推进方案的设计不能是一个模式，一定要高度重视多元化和差异化，通过改革试验找出一些能够适应国情的城镇化道路。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到了临界点，其关键在于政治决心，实质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
1．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到了临界点。迟福林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牵动影响全局，一方面，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有很强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农民工长期融不进城市社会，长期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累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风险。面对利益关系的失衡，面对社会矛盾凸显，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时间空间约束明显增强，决定了不能再拖到20年左右解决农民工问题。
2．农民工市民化不是不可承受之重，关键在于政治决心。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冯俏彬测算，以2011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将1．6亿农民工市民化，所需成本大概是1．8万亿。这个成本不是不可承受之重。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与其说是总量问题，不如说是结构问题，核心是要设计方案，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分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就算我们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很多成本实际已经在支出。例如，如果许多农民工子弟学校不关闭的话，就可以解决更多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
陈淮认为，我们要积极稳妥地打破一些利益集团对农民工市民化改革的阻碍，把城镇化转型与改革经济体制密切联系起来。
迟福林认为，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到2020年总体解决农民工市民化，关键在于战略判断和政治决心。应尽快出台农民工市民化的国家规划，用2—3年时间，初步实现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用3—5年时间，通过放开户籍制度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安排，基本解决存量农民工的市民化；用8年时间，即到2020年总体解决农民工市民化。
3．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人口城镇化的实质是农民变市民，包括社会身份、职业、居住、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社会参与与社会融合。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政策与制度研究中心主任叶剑平认为，什么时候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北京等大城市的房价基本就稳定了。
解决城市化中“人”的问题，当务之急是需要改革城镇户籍制度，使长期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能够名正言顺地取得城镇居民的身份。
1．创造条件，让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迟福林认为，对户籍制度，不是一般的改革创新问题，而是要明确提出取消的目标，并且有时间表，5—8年内，全面实行以身份证代码为唯一标识的人口登记制度。
王小鲁认为，解决城市化中“人”的问题，当务之急是需要改革城镇户籍制度，使长期在城镇工作的农民工能够名正言顺地取得城镇居民的身份。
2．实现农地物权化的制度创新。王小鲁认为，应该在对农户的土地长期使用权进行确权颁证的基础上，开放土地市场，在有条件的地方建设规范的土地交易市场，政府可以统筹设计征收土地增值税。同时各级政府有责任监督土地交易，特别要保证土地交易在失地农民的合理补偿和社会保险有充分保障的前提下进行。
党国英认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对提高城镇化质量至关重要。第一，明晰土地产权，根据土地的公共性程度的差异，建立混合的或多元的土地所有制；第二，要更新土地规划理念，在各级政府之间合理划分规划管理权限；第三，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改革国家征地办法；第四，要鼓励一部分城市建设低密度住宅，满足中产阶层改善居住品质的需要；第五，深化农业用地管理制度改革。
3．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接。迟福林认为，应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的对接、融合。
王小鲁建议，用几年时间，把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基本社会保障范围，真正做到基本社会保障全覆盖。
4．建立多元投融资体制。曹远征认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财税体制改革的启动不仅仅关系经济体制改革，还是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适应城镇化的趋势，适时提出财税体制改革，是下一步改革的关键。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在公共财政支持人口城镇化方面，需要以一元化的公共财政作为支持后盾，形成全口径预算概念下的公共资源配置全景图，进而优化公共财政结构；同时要积极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建立有效的筹资放大机制和管理增效机制。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有安认为，面临着农民自有资金、城镇化自有资金不足，依赖于外部有限的情况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应树立包容性的城镇化发展理念，尊重城镇化发展规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1．树立包容性的城镇化发展理念。唐钧认为，没有包容就没有真正的城镇化。包容首先是容纳，从容纳要走向接纳，最后消除社会排斥。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福利的普惠性。
中改院学术委员常修泽认为，推进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要确立包容性的改革方略，解决“排异反应”的问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公共治理与制度创新是实施以人为本，公平共享城镇化理念的关键：一是明确城镇居民主体是中国城镇化治理的基础；二是提供全体城镇居民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城镇化治理的重要任务；三是建立可持续的公共财政体制是健康合理城镇化的基本保障。
2．尊重城镇化发展规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曹远征认为，城镇化是自然的过程，并不是政府人为推进的，不是政策强行干预的结果。政府推动城镇化建设更多的是提供农民工市民化所需要的公共服务，采用PPP等模式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
王小鲁认为，要提高城镇化质量，合理布局，必须规范政府职能，约束政府行为，对官员的政绩考核不能只看GDP，不看公共服务。政府的第一位的职责是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干预和取代市场，去完成那些本应市场完成的任务。
3．着力改革行政体制。迟福林认为，过去十几年中国城镇化制度安排的突出特点是“行政化”、“行政主导”，由此形成某些城镇化发展的行政体制掣肘。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推进城镇化进程，需要突破“行政化”的束缚，形成经济主导的城镇化的基本格局。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提出，城镇化的公共治理最重要的是赋予市一级更大的自主权。建立智慧城市是完善城市公共治理的一个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