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流行的说法是，唱空中国的人屡唱屡败，南辕北辙，声誉扫地，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政府对经济运行拥有更强的控制能力。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正如上面分析所指出的那样，因为处于最有利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支付改革成本能力最强的民众这一有利环境，加上政府做对了一件关键的事情，即坚定的改革和推行市场化，才阻止了经济崩溃。如果看不到外资和民营经济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被表面现象所迷惑，那么在严峻经济形势面前，自然而然就得出应该扩张政府边界的结论，甚至会错误地认为，易于贯彻政府意志的国有企业应该在对抗危机中充当更重要的角色。
    不仅历史可充当镜子，他山之石也可见证市场的重要性。不论是20年前印度经济摆脱困境，渐渐告别病态，展现活力，还是最近十多年来巴西经济渐入佳境，无不是减少管制，收缩国有经济，扩大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结果，通过更加严厉的管制，更大程度地扩张政府边界来抵抗危机，不仅在新兴经济体中看不到成功的例证，就是成熟经济体在对抗周期性危机中即使增加了赤字，也从来不敢大肆破坏基本的市场机制。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表现，使得一部分人更加相信经济有模式优劣之分，甚至一部分人在潜意识里认为，有一种制度或体制可以永远地避免危机。西方国家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经济衰退或危机，而中国自1978年以来，就一直保持7.8%以上的增长率，从未出现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负增长，而近些年来失业问题也似乎永久地解决了。中国能轻易做到西方国家长期做不到的事情，这背后一定有什么秘密。不得不说，这种认识不仅肤浅，而且可能非常有破坏性。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处于完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因此，中国如果发生经济危机，其表现形式必迥然不同于发达国家。如果以连续两个季度的GDP负增长来作为衰退标准，显然中国过去一直没有出现衰退，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出现这种衰退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从未发生过经济危机，或者说中国永远不会发生危机。事实上，上一波中国崩溃论者所指出的一系列问题，正是中国处于经济危机之中的征候。中国崩溃论者的预测完全错了，并不等于说我们避免了危机，而应该理解为我们走出了危机，因为当时的经济困境，完全可以理解为是经济危机状态。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们同样避免了陷入西方那种经济困境。表面上，我们没有发生危机，但一经深思，却根本乐观不起来。众所周知，在外需突发性消失之后，我们靠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创造的内需补缺，从而避免了GDP的大幅下滑和失业的大幅上升。但为上述增量内需提供资金来源的，是高房价提供的数万亿资金，而高房价的背后，消耗的是购房者自身乃至上一代和下一代储蓄，沿着这个链条分析下去，我们不难发现，是高房价的真正承受者为避免“危机”支付了最终成本。因此，从经济增长率、就业、财政收入等宏观数据层面看，我们非常出色，没有丝毫危机迹象，但对那些成本的支付者来说，则处于切切实实的危机状态之中。并且这部分人的利益损失程度，远远超过成熟经济体的衰退和失业所能造成的损失程度。
    事实上，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人类告别个体的小生产模式之后，社会物质基础空前增强，使得社会有能力避免早期那种常常由自然灾害引发的经济危机，但大规模社会化生产所产生的协调问题，经济运行所要处理的跨时问题空前增加，加上人性中的“动物精神”无法消除，危机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在很多时候，危机是释放经济系统内部失衡压力必不可少的一个出口。
    其实，工业革命之后，就有一部分人看到了这种社会化生产之下危机发生的不可避免性，但他们试图用计划经济和全盘的公有制方式加以克服，而历史证明，中央计划同样不能避免危机，甚至会制造更大的危机和灾难。事实上，不是市场经济制造了危机，也不是私有制制造了危机，而是现代大规模生产本身决定了危机的不可避免性。难道我们要通过退回到小农经济来克服危机吗？显然这是荒唐的。那么，对于危机的理性的态度，就不是乌托邦式地试图通过建立市场经济的某种特殊模式来消灭它，而是加强预警，尽量减少其烈度，减少其对社会的震荡和伤害。
    随着2009年抗危机政策的负面效应逐步暴露，新一波看空中国的言论抬头。与上一波中国崩溃论一样，他们指出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他们的看空预言能否成真，同样取决于前面提到的几个因素如何演化。现今中国经济成熟度比当年更高，这意味以增量来化解存量矛盾的难度越来越大，中国出现显性经济危机的概率确实上升了，最令人担心的是，在贫富差距（远比基尼系数显示得更为严重）高到难以持续之下，一旦危机显性化，民众对危机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都远不如上一次。特别是随着房价持续泡沫，局部绝对贫困化已成事实，社会承受能力不乐观。当然，今天政府拥有的资产远非当年可比，因此，我们也没必要绝望。
    如果说我们现在不处于危机状态，那么我们要抓紧时间调整，避免危机的发生；如果承认我们现在就处于隐性的危机状态，那么我们同样要抓紧调整经济结构，避免危机显性化，或者是降低显性危机产生的冲击和危害。而面对正在累积的危机风险，其原则不是扩张政府的边界，而是让经济运行更加市场化；不是以对抗危机的名义让政府集权，而应该是以改革的态度，激活经济的潜在供给能力；不是刻意捂盖子把危机向后拖延，而是要主动开口子，让矛盾有序释放。
    至于查诺斯等人的“危言耸听”，要切忌陷入有害无益的阴谋论，也没必要当作“是”或“否”的选择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把所有看空者的危言，当作解决问题的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