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广州各区公开的“三公”账本中，明确列出公务接待费的镇街，共有92个，接近全市镇街总数的6成。其中3个街镇公务接待费超过百万元，三者之和与香港特区政府招待费总额旗鼓相当。
    香港是国际大都会，在世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每年公务接待费用不过区区500多万元，实在让许多内地人觉得不可思议；广州那3个并不富裕和仍然贫穷的镇街，经济总量与香港有天壤之别，公务接待费用却与之比肩，实在令人咂舌！
    但是，这并非严重或“极致”对比，假如莫名惊诧不止，未免有些少见多怪。在南方其他城市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不敢说全部，应该有为数不少街镇和政府部门每年公务接待费用接近甚至突破千万元。据一位知情人士讲，他原工作某市直单位有员工1000人左右，每年公款吃喝费用人均1万元。如此一个镇街或单位，一年公款吃喝消耗岂不抵两个港府？广州3个镇街与之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
    内地基层政府以及政府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每年公务接待费用就居高不下，可想而知其他各级政府公务接待费用也低不到哪里去，足见“官员屁股底下坐一栋楼，一顿饭吃一头牛”所言不虚。实事求是说，政府公务接待费用数量惊人，并非全部都用于公务上。首先，“舌尖上的消费”，有几种不同类型：一则确实属于公务接待产生的公款吃喝；二则兄弟单位或不同行业单位之间有事无事的相互请吃与吃请；三则单位内部干部、员工自己请自己吃。其次，某些人借公务接待名义报销“私务接待消费”，比如单位头头脑脑向上级或者与之有利害关系者送礼、购买其他商品却拿餐票走账等等。
    港府公务吃喝非常节俭吝啬，内地政府连街镇都奢侈铺张，真让人无法淡定。二者之所以反差巨大，恐怕根源症结在于财务制度的差异。港府公务接待费用预算编制细微（更换灯泡费用都要列出）、审查较真（年度预算须接受立法会数千条问题质询和反复讨论审核）、监督森严（廉政公署为查证贪腐案“卧底”体验公务消费情况）。凭借制度铁律，香港廉政成为社会风气。相比之下，内地不仅有着“吃喝不犯死罪”的舆论氛围，治理公款吃喝更存在严重制度缺陷：政府预算粗犷且有较大弹性，预算方案往往由单位几个负责人轻易表决通过，没有外部监督。从公务接待来看，相比香港的透明严控，内地远未实现将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梦想。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就要将财政资金更多用于民生事业，就必须遏制“三公消费”，降低奢华的行政成本。港府招待费是一面镜子，将内地公务接待等公款消费彻底降下来，“中国梦”落地生根才会有希望。